11月19日，繁星戏剧村迎来了本命年生日。12年流光飞舞，近万次光起光灭，50多部原创剧目筑梦，1000多名演艺人才追梦，繁星成为浇灌戏剧梦想之花的沃土，也把众多青年从手机屏幕前吸引到剧场中。12年蝶变，繁星戏剧村成为引领首都乃至全国的民营小剧场的行业龙头，城市头顶的夜空也由此多了一圈“繁星”的亮色。

繁星戏剧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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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没有办完的戏曲艺术节

岁末的北京，宣武门内大街抄手胡同内，第八届当代小剧场戏曲艺术节拉开了序幕。戏曲节由北京市西城区文化和旅游局、北京戏剧家协会、北京天艺同歌等单位主办，繁星戏剧村承办。

包括京剧、昆曲、越剧等在内，来自全国各地11个剧种的18个剧目团队齐聚北京。在一个只相当于普通剧场面积十分之一的舞台上，全国各地的戏曲演员们和首都的观众一起参与了一场别开生面的戏曲盛宴。

第八届当代小剧场戏曲艺术节在繁星戏剧村开幕

“开票第一天晚上，票已经全部售空了，我身边有很多朋友想来看都没有余票。”开幕戏越剧《阮玲玉》导演杜雅欣告诉半月谈记者，票房情况令她感到很意外。

然而，令观众遗憾的是，本来为期约2个月的当代小剧场戏曲艺术节，只举办了10天就不得不暂时停止下来。

10月中下旬，全国多地散发新冠肺炎疫情，北京也出现关联的确诊病例。为落实疫情防控要求，小剧场戏曲艺术节的现场演出暂时取消。11月20日后，演出通过线上展演的形式和观众见面。

繁星戏剧村创始人、董事长樊星坦言，2020年以来，新冠肺炎疫情对剧场运营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去年疫情之后，剧场基本处于亏损状态。”樊星说，“但小剧场戏曲艺术节要坚持办下去，鼓足一口气也要干下去。”

尽管疫情阴霾给剧场运营带来了不确定因素，但令樊星感动的是，全国各地剧团参演小剧场戏曲艺术节的热情不减。“在疫情背景下，去年和今年我们都征集到了约70部各地各剧种的剧目作品。”这一数量与另一全国知名的“上海小剧场戏曲节”相当，樊星认为，这说明小剧场戏曲艺术节已经在业内形成了全国性的影响。

由繁星戏剧村发起并承办的当代小剧场戏曲艺术节创办于2014年，1年后，由上海戏曲艺术中心主办的“上海小剧场戏曲节”也应运而生。有学者认为，京沪两地小剧场艺术节集中出现，反映出当代人传承弘扬民族文化的一种“文化自觉”。

“西方戏剧在国内流行，我们是喜欢的。中国戏剧也有很好的东西，难道就不能成功推广吗？”樊星认为，所谓的“文化自觉”天艺舞姿网站，首先是一种内在的责任驱动。他回忆道，在一次交流中，他和北京市戏剧家协会副主席杨乾武的想法不谋而合，而后又与中国剧协现任主席濮存昕、中国戏剧家协会理事周龙等业内人士达成共识，他们决定一起来打造一个戏曲文化新的阵地。

繁星戏剧村运营负责人介绍，小剧场戏曲艺术节刚开始举办时还会担心能不能凑足10台戏，后来中戏、国戏、上戏等知名院校和各地方院校、院团都加入进来，甚至不少院长、剧团负责人带队前来。“疫情前巅峰时期，1年能征集到上百部作品，小剧场戏曲艺术节引起了整个行业的关注。”

“这里看上去是一个‘小舞台’，却有一片‘大天地’。”今年10月20日的开幕式上，周龙谈到小剧场戏曲艺术节8年的发展感触颇多，最让他欣喜的是，这里不仅是专业戏曲表演艺术家的殿堂，也是新生代戏曲演员展现的平台。“在这个舞台上，越来越多的编、导、表、音、美等方面的年轻戏曲人参与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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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青年，也要走向青年

樊星认为，戏剧村给青年群体提供了一个把爱好变成职业理想的平台。“大剧团每年的名额可能只有几个，我们采取签约演员、项目合作等多种方式，前来实践者一共有4000多人，孵化了青年演艺人才1000余人。”他告诉半月谈记者，戏剧村年均演出场次超过1000场，很多签约演员1年演出场次能达到300场，“很多普通院团都觉得不可思议，这几乎是其演出量的10倍”。

从落成到今天，繁星戏剧村12年间举办了近万场演出。一万次的光起光灭，见证了青年创作者们的成长。而“场制合一”的艺术生产运营模式，不仅给予青年人作品落地的剧场，更促使其积蓄下戏剧制作能力，越来越多青年创作者在村里“住”了下来。

《奋不顾身的爱情》剧照

中华戏曲需要青年传承，青年也需要戏曲滋养。与繁星合作近十年的80后新锐导演黄彦卓，从学生时期排练的青涩小戏到个人工作室正式落地繁星戏剧村，再到通过深度合作的模式推广原创剧目，现在已经成长为业内颇具影响力的戏剧导演。由她编剧、执导的《奋不顾身的爱情》已经演出超2600场次。

“自己提出的创意，制作团队都会尽力提供支持。”黄彦卓谈到小剧场的创作环境如是说。樊星表示，要激发青年的创造力，就要对青年有充分的信任。“对待新的作品，我们首先会基于对年轻艺术工作者的信任与鼓励。艺术创作本身就存在风险和未知，但青年人旺盛的生命力，能够制造意料之外的惊喜，这是非常奇妙的。”

对于中华戏曲文化来说，创新就是一种生存发展方式。“梅兰芳等前辈艺术家也是戏曲的改革家。” 中国戏曲学院副教授、京剧演员焦敬阁说。1917年，京剧大师梅兰芳从敦煌壁画中的“飞天舞姿”汲取灵感，率先突破京剧表现手法的一贯程式，创造歌舞剧《天女散花》，当时他年仅23岁。

“对待已有的戏曲程式，老师们不是特别有信心去改造它，也不太敢大胆地突破创新。”焦敬阁对半月谈记者表示，虽然青年学生们在创作时会犯错，但相较于学院里的老师，他们更有胆量走在前面。

为了发掘原创力量，繁星戏剧村与中央戏剧学院、中国戏曲学院、中央美术学院、北京电影学院、北京舞蹈学院等多所艺术类高校合作，打造“产学研实践基地”。本届戏曲艺术节的开幕大戏——越剧《阮玲玉》，就是中国戏曲学院各个专业的研究生共同创作的，他们突破常规“一人一角”的传统方式，并且让西洋乐器与越剧音乐碰撞，以土洋嫁接的艺术形式演绎现代故事，使得这部戏具有较强的实验性风格。

戏曲艺术节开幕大戏、越剧《阮玲玉》剧照

“在真善美之间，戏曲更追求尽善尽美。”《阮玲玉》通过“电影皇后”阮玲玉的美与善和她遭遇世俗流言的丑与恶形成对比，造成强烈的戏剧冲突和艺术张力。“我的导师经常对我说，你们现在这么年轻，在创作时宁可失败也不能平庸。”杜雅欣说。

要放手让青年大胆做戏，还要让青年愿意看戏。观照当下社会现实，聚焦青年群体关注的话题，在戏曲新剧目的主题表达中十分重要。越剧《阮玲玉》寓理于戏，导演希望通过阮玲玉的故事折射出当今社会中的网络暴力乱象；京剧《看钱奴》则通过塑造嗜钱如命的吝啬鬼形象，将“福祸相依”的生活哲学蕴于其中，引导观众思考应该树立什么样的金钱观、消费观。

“许多年轻人现场接触的第一部戏曲是在繁星看的。”谈到这一点，樊星有些振奋。他表示，小剧场在剧目选择上会着重考虑青年群体的喜好，能否让青年群体共情是非常重要的市场考量，让年轻人从接触戏到看戏懂戏是小剧场最大的初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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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破“第四堵墙”

在西方戏剧文化中，“第四堵墙”是一个著名的理论，即指对于演员来说，除了舞台三面真实存在的墙之外，还存在一面和观众的“墙”。西方戏剧家认为，演员需要无视观众的存在，通过表演来制造新的现实。

一段时间以来，能否打破、怎样打破这面“第四堵墙”，是戏剧艺术中的重要议题。国内外专家认为，想要构建观众和演员的共同体，或许可以在戏剧空间的形式和中华戏曲的内容上获得启示并找到答案。

焦敬阁认为，相较于大剧院，小剧场是完全不同的艺术舞台。“在小剧场，我们能更放松地施展身手，尝试如何赋予传统戏曲以时代意义。”

由焦敬阁主演的京剧《思·凡》，将三出极有代表性的丑行和花旦戏融合呈现在小剧场舞台上。这三出戏在情节上没有必然关联，但它们分别从生老死三个维度对人情世态做了极致描摹。焦敬阁说，他希望通过小剧场沉浸式的效果，带动观众一起思考戏里的内在联系，这是大剧场上难以做到的。

邵天帅主演的昆曲《金雀记》剧照

小剧场区别于大剧院，空间距离拉近了观众演员之间的心理距离。国家一级演员、昆曲《金雀记》主演邵天帅对此颇有同感。她对半月谈记者坦言：“在小剧场上可以做到‘小而精’、‘不妥协’，我们更大胆地加入当代审美元素，在故事中充分设置悬念，让表演和观众的想象融合成一个整体。”

半月谈记者采访昆曲演员邵天帅

“从实际出发，小剧场成本低，这对团队来说很重要，我们想要的舞台效果基本都能实现。”杜雅欣对半月谈记者说，青年学生们更乐于在小剧场进行艺术创新，期待从观众的眼神甚至是呼吸中感受他们内心节奏的变化。

强调台上台下要“共同入戏”，本就是传统戏曲的艺术基因。“观众的神情、姿态，也是戏曲舞台演出的一部分。”焦敬阁认为，观众跟随着演员的节奏，共同推进了剧情的发展。

“旧中要有新，新中要有根。”在邵天帅看来，戏曲创作者一方面要最大限度地还原老本子的气韵，另一方面要引入当代审美，用舞台上的一亩三分地承载观演关系中的情感共鸣。

樊星认为，小剧场是一个没有对错之分的实验室，实验室是允许失败的，之前大家认为是不可能实现的，在繁星这里都可以做尝试。

《画皮2677》剧照

今年由繁星戏剧村出品的新作《画皮2677》，就是这样一部颠覆传统表达的“后浸没式戏剧”。它融合环境戏剧、沉浸式、魔术等多种方式，让观众也成为故事中的“戏剧玩家”，从被动变为互动。“不敢和演员对视太久，一不小心就从观众变成了特约演员。”一名观众体验后这样说道。

在小剧场上，观众和演员在一颦一嗔一笑间同频共振，戏中、戏后的交流也变得自然，横亘在演员与观众之间的“第四堵墙”被打破了。“之所以取名叫‘村’，是因为我们欢迎亲切的表达，期待观演的互动与亲和。”樊星希望戏剧村可以成为戏剧爱好者的聚落，成为当代人的多元生活方式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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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明不能星稀，守望繁星满天

从宣武门地铁站E口走出，抬头就可见“繁星戏剧村”的招牌。与气势恢宏的大剧院相比，戏剧村的布置简单平实：一株不知道年龄的古树，几个被工作人员反复擦拭的红色人像雕塑，最引人注目的就是“二进门”处汤显祖和莎士比亚的铜像——他们分别是东西方戏剧文化的代表。

“剧场再小，它也像殿堂一样神圣。”繁星戏剧村副总经理任晓凡告诉半月谈记者，这里原来是一个废弃的电影器材仓库，他们刚搬来时，院里杂草丛生，破败不堪。创业之初，几乎没有人看好民营小剧院的发展前景。“当时听到最多的声音都是怀疑和否定的，很多人都说我们‘活’不过3年。”

如今，繁星戏剧村已经走过了12个年头。任晓凡介绍，目前戏剧村年均接待观众达35万人次，高居北京民营剧院演出场次首位。但与此同时，戏曲文化和相关民营演出机构的发展，也确实面临着不可回避的现实难题。

樊星担任北京市政协委员后，曾向政府建言，切实解决疫情后民营剧场观众流失严重、资金链堪忧的问题。北京市政协委员、著名演员张凯丽也提交相关提案，称疫情对民营文化演出机构的冲击可谓“伤筋动骨”，甚至是“致命一击”。了解相关情况后，北京市文旅局党组书记、局长陈冬用“举步维艰”形容民营演出机构的生存现状，并酝酿推出破解之策。

疫情之外，整个戏曲演出市场也不容乐观。据中国演出行业协会相关数据，疫情之前全国戏曲曲艺演出市场收益已经呈现下降的趋势，报告中直言，除相声市场外，“其他曲艺类型尚未形成良好的自我发展模式，需要政府提供支持和保护，也需要业内创作机构和营销机构不断探索和创新”。

“小剧场在物理空间上很小，但它是一个能量场天艺舞姿网站，能聚气、有活力。”樊星笃定地认为，大剧院大剧团与小剧场都是承载文化表达的艺术空间，都肩负着民族文化创新实践的任务，是实现民族价值认同的重要场域。

前者是明月，后者则是星斗，对于这个生态系统来说，不应有哪一个主体被忽视，哪一方的资源被悬置。不少业内人士对半月谈记者表示，他们明显感觉到，国家政策对于戏曲文化发展的帮扶力度逐渐加大，社会资源也正在进入戏曲领域。

近年来，《关于支持戏曲传承发展的若干政策》《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关于进一步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等多份文件相继出台，文件中多次提到要实施戏曲振兴工程、曲艺传承发展计划，加大对优秀剧本、曲本创作的扶持力度，增强表演艺术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命力，同时完善传承体验设施体系。

中华戏曲是民族文化的“活化石”，而文化是一个民族的魂魄和血脉。《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中指出：“各类文化单位机构、各级文化阵地平台，都要担负起守护、传播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职责。各类企业和社会组织要积极参与文化资源的开发、保护与利用。”包括戏曲在内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需要“热”起来，更需要“传”下去。

要激活优秀传统文化发展的一池春水，需要包括民营剧场在内的各个主体各尽其责，聚成合力。“不止我们一家，更多优秀的小剧场出现，才能循环成一个良好的文化生态体系。”临近采访结束时，樊星对半月谈记者表达出自己的期待和守望：“又说回繁星戏剧村这个名字，我们仰望天空的时候希望看到繁星点点，虽然现在光还比较弱，但我们相信群星灿烂、星月交辉的场景一定会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