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湃新闻记者 朱莹

“这人怎么睡着了？”

人群中，不知谁喊了一声。

周菊梅回头，发现丈夫贺香槐侧身躺在地上，手捂着胸口，嘴角有白色泡沫吐出。

她心一慌，立马蹲下去抱住丈夫，一手托着头，一手摸他的脸，声音发颤，边哭边叫他小名。

几十个人围着他们，有人打120，有人报警，有人让她掐丈夫人中，她仿佛失了神志，机械地照做，只感觉说话声不断传来。

10多分钟后，救护车到。医生把脉后说，没心跳了。

9月6日晚8点40分许，湖南长沙水岸世景小区，一场因广场舞引发的争吵，带走了一条44岁的生命。

水岸世景小区东门 本文图片均为澎湃新闻记者 朱莹 图

争吵

那天是开学第一周的星期四，天气不那么热。入夜后，小区唯一的广场热闹了起来。小孩子踩着滑板车穿来穿去，老人坐在椅子上唠嗑，年轻的妈妈们陪着孩子玩。

7点半左右，音乐声响，十几位五六十岁的老人，跟随音乐声跳起舞来，人群一下子更热闹了。嬉戏声，说话声，音乐声，混杂在一起，不断向距离广场几米远的6栋传去。

从周菊梅家阳台可以清楚看到小区广场，相距仅几米远。

贺香槐站在二楼阳台上，看着楼下热闹的景象，对妻子周菊梅说：“你不是周一才打过市民服务热线吗？怎么声音还是这么大。”

上五年级的儿子在房间做作业，窗户正对着广场，说“好吵”，贺香槐便陪他到稍远点的客厅餐桌上做。儿子依旧分心，他有些急，对妻子重复了几遍：“声音越来越大，你看小孩子怎么做作业？”

周菊梅下楼，穿过广场，到广场正对面10余米处的小区东门找保安，让帮忙把跳舞音响的声音调小点。

保安调小后，人刚走，声音又被调大。周菊梅在一旁看了六七分钟，然后走上前说“麻烦你们把声音调小一点”，有人回“声音小了听不到”。她伸手去调，“小孩子要搞学习，你们这样子太过分了。”

刚调小，两只手同时伸来将声音调大。七八个跳舞的人围过来，你一言我一句说了起来，“在小区里面跳怎么过分了？”“那你在家不要放电视啊”……争执中，周菊梅回头看了眼，发现丈夫站在阳台上看。

几分钟后，贺香槐下楼，把她往身后拉了下，语气急促地对跳舞的人说：“人家叫你关小一点，就是叫你们不跳也不过分，我还没叫你们不跳。”

跳舞的人将两人分开围着。2栋业主陈丽华站在贺香槐后面，听到跳舞的人话说的有些重，“这是公共区域，你就买个别墅出去住啦”“这里不能跳，那你安排个地方给我们跳”……3栋业主曾明辉刚好下班回家路过，看到跳舞的人用手指着贺香槐，说话声音很大，话有些难听，但没有肢体接触。

贺香槐说不赢广场舞，情绪激动，转身跑了回去。两分钟后，一手拿一个空啤酒瓶急匆匆地下来了。

曾明辉以为他要砸瓶子，上前劝止，说要报警，把他抓去坐牢。贺香槐赌气地说：“你抓撒，我愿意去坐牢。”

保安陈文将酒瓶接过去，扔到10米外的垃圾桶。一位跳舞的人说了句：“小孩子那么吵，你怎么不去捂住他们的嘴巴？”贺香槐气急：“我跟你们没法说了。”说完，他感觉头痛，坐到广场中间的喷泉边，猝然倒地。

陈丽华记得，贺香槐倒地后，跳舞的人还在说“有病就不要下来啊”“你自己只有这么长的寿命”……她劝他们“这样说要不得，他出大事了你们要负责的”。有人回：“跟我有什么关系，那是他命短。”

参与跳舞的何萍描述的则是另一番景象：事发当晚，广场上人很多，音乐声很小，被其他声音盖过。保安调小后，他们还和保安开玩笑“我们两人来跳舞，你听得到声音吗”，保安说“听不到没办法，小孩子要读书”。周菊梅一下来就把音响关掉，不准他们跳舞，让他们到外面跳，他们说外面没地方。贺香槐下楼后，用手指着他们说不许你们在这里跳，之后跑回家拿来酒瓶，他们以为贺要砸人，就都跑了。

何萍否认和贺家人发生争吵，也没有围攻他们，“跳舞的人都是在讲道理，旁边看舞的还是说了的。”

救护车上，医生告诉周菊梅，贺香槐是心源性猝死。20年前，24年的贺香槐在打球时突感胸闷，倒了下去，被人急救后送往医院，做了心脏搭桥手术。之后每天吃一颗抗血凝的药，每年复查显示恢复得很好，只是不能受刺激和干重体力活。

周菊梅记忆里，丈夫身体像正常人一样，20年没有病发。他酷爱运动，足球、篮球、乒乓球都会玩，以前还是厂里篮球赛的主力，兵乓球赛拿过第三名。倒地前的暑假，他还每天晚上带着孩子打球。

凌晨两三点，周菊梅从医院回到家，蜷缩在沙发上，强忍着不敢哭。黑夜漫长。

周菊梅和丈夫合影

“魔咒”

安葬那天下着小雨，是贺香槐最喜欢的天气。

过去两年，贺家人饱受楼下广场舞声音的困扰，最期盼的就是下雨天。

贺香槐有三个姐姐两个妹妹，三姐和两个妹妹都在长沙安家。2015年9月，为了女儿有更好的教育，贺香槐将她从江西吉安市永新县老家，转学到长沙市松雅湖中学读初一，住在小妹开的培训班。

第二年4月，为了照顾女儿，周菊梅辞掉东莞玩具厂的行政工作，借住在水岸世景1栋小妹家，同时在小区谋了份收费员的工作。

水岸世景小区是典型的学区房，对面为松雅湖中学，周围三公里范围内，遍布一二十所中小学和幼儿园。小区占地面积26977平方米，有6栋，每栋34层，总共1000多户。布局上采用围合式建筑，左右两边各三栋，栋间隔仅几十米，中间为绿化带、游乐设施，以及一个100多平米的圆形活动广场。

想着小儿子还在老家上学，父母都70多岁了，周菊梅和丈夫考虑，将儿子和父母一起接来。那时刚好6栋2楼唯一一套尾房出售。周菊梅担心楼层低会吵，但周边小区房价至少得七八千，负担不起。权衡之下，两人找亲戚借钱买下了这套87平米、总价43万的房子。

2016年8月，儿子、父母从老家过来，一起住进新房。10月，周菊梅到一家建筑公司做仓库管理，一个月工资3000多。第二年4月，贺香槐辞掉东莞机械制造厂的工作，来长沙一家汽车配件厂做行政，转正后工资4400元。

两人计划着，三五年还完账，侍奉老人，然后将两个孩子送上大学。生活看起来充满希望，却未料，楼下每晚响起的音乐“魔咒”，将希望渐渐碾碎。

6栋一出门即为小区广场，中间2楼为周菊梅家。

刚入住时，周菊梅就发现，小区广场距离家里只有几米远，隔音很差，楼下说话声听得一清二楚。每天上午和晚上的广场舞音乐比电视声音还大，“就像在屋里放一样”。

她向物业反映了不下十次，每次，保安会劝跳舞的人将声音调小，跳舞的人也会听。但没过两天，声音又大了。她也跟物业和跳舞的人提议过，买个噪音测试仪，一旦音乐声超过标准分贝，就自己调小，但没人买。

无奈，她只能让女儿在托管班完成作业后再回家，儿子则到客厅做作业，老人看电视只能声音调到最小或者静音。

去年下半年，有一次晚上八点多下班回家，周菊梅看到跳舞的人围在一起，说一个男的觉得跳舞声音太大，砸了啤酒瓶。回家后，她才知道砸瓶的正是丈夫，他说“太气人了，跟他们讲也不听”。

何萍那天也在跳舞，她记得贺香槐一句没说就把酒瓶砸地上，碎片溅到她脚下，跳舞的人都被吓到了。贺立马跑回去，保安报警后民警来敲他家门，没人开。

周菊梅说，自己和丈夫都不是无理取闹的人，放假时楼下跳舞，从来不会说，只有影响到孩子做作业了才会去交涉。今年上半年，女儿面临中考，婆婆查出患有肝癌，周菊梅和婆婆都下楼劝说过，打过市民服务热线投诉，都无果。暑假时，为了避开广场舞，每天晚饭后一家人到松雅湖公园散步、打球，白天再指导孩子做作业。

吴雪林理解贺家人的心情。她家在2栋低层，距离广场也很近。读初中的儿子经常向她抱怨“外面跳舞声音好大，作业做不进去”。她把家里的窗、窗帘、门全都关得密密实实，用几个手机号换着给物业投诉，也当面跟跳舞的人反映过，甚至报过警，都没什么效果。

6栋3楼业主饶慧说，儿子房间正对着广场，也抱怨过外面声音吵，只能戴着耳机玩电脑。侄女原想在6栋买房，因为广场舞声音太大而作罢。

小区物业服务中心项目经理周晓波表示，《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物业条例管理》等法律法规以及小区《管理公约》都未规定，小区内不能跳广场舞，物业公司只能进行劝导、制止，然后上报社区，没权力取缔。

长沙县星沙街道望仙桥社区彭姓主任则说，辖区内有13个小区，经常接到居民投诉广场舞噪音问题，水岸世景小区也有人投诉过，社区工作人员也曾上门劝导，但没人听。

跳广场舞的人

何萍的一天通常是这样的：早上六七点起床做早饭，帮孙女洗漱喂饭，之后坐四站公交车送她到幼儿园，回家后做中饭，打扫卫生，下午三点出门接孙女，五六点到家后做晚饭，喂完孙女后出门散步。孙女允许的情况下，她可以去广场跳舞。

53岁的她，一辈子在衡阳农村种地，丈夫在广州建筑工地打工，儿女大学毕业后都在长沙工作。儿子打拼两三年后贷款买房，总共50多万，每月还房贷2000多元。2013年，孙女诞生，一家人住进2栋高层87平米的新房。

年轻时农活干得苦，何萍腰和颈椎不好，儿子不放心她一个人在老家，便让她来长沙带孙女。她发现，小区里和自己一样、从长沙周边农村来城里帮忙带孩子的婆婆有很多。每天，他们的生活围绕着孩子转，只在晚上儿女在家时，才得片刻休憩。

他们喜欢跳舞，有的上午十点左右跳一个小时，有的晚上7点多跳到九点左右，最多的时候有十几个人，一人出15块买来音响。跳的大多是简单的舞，没专人教，谁在网上学了新舞，就站前面带一下，其他人跟着学。没人组织，没统一服装，不参加比赛，更像是自娱自乐热闹下。

何萍曾做过医疗健身操，每天重复同一套动作，做了快一年，觉得“没味”。孙女小的时候，她带着她看别人跳舞，去年孙女上幼儿园了，她开始跟着跳。儿子、女儿也都支持她，看到好的歌会发给她。

通常，一晚上放四五首流行歌，有时一个月还学不会一个。歌声时大时小，“有时‘咚咚’声音突然很大，你不可能一下一下去调吧？”

52岁的陈丽华也跳过几年舞，去年学做操后跳的少了。在她印象中，跳舞人员比较固定，但也有流动。广场是小区内唯一的公共活动空间，音响一放，小孩子就“特别集中特别吵”。 有时声音调小了，孩子一吵，听不到，就又调大了。因为声音问题，他们和业主吵过几次。

去年贺香槐砸瓶后，跳舞的人找到保安，希望物业在一栋门口的空地或沿街商铺门口腾出两个停车位广场舞，让他们跳舞，保安说没这个权力，让他们找开发商，无果。

小区外面商铺门口停满了车，没地方跳舞。

小区东门出门左侧约100米处有一块宽广的草坪和一个足球场。跳舞者曾想到草坪上跳，但草坪起伏不平，管理者不让；去足球场，里面有人打球，他们担心被砸到。

陈丽华说，小区附近一所小学旁的操场可以跳，约1.2公里远的松雅湖国际友谊林也可以，但跳舞婆婆有的还要带孙子，觉得不方便，小区里安全些。

争吵与劝说持续拉锯，直到9月6号意外发生。

谁来负责？

贺香槐被入葬在下岭公墓。因为只有44岁，又是非正常死亡，进不了家门。

公墓在山里，四周松树杉树环绕，野花遍地。“他到那里就安静了。”周菊梅说。

同样安静的还有小区。

事发后，贺家人找物业协商未果，在贺香槐倒下的地方点香烛、烧纸钱；在小区门口和广场上挂上白色横幅，写着“还我丈夫，还我儿子”；还请道士来家中做法，在阳台上挂上两面镜子辟邪。

一些业主觉得晦气，不敢再去广场，也不从广场旁的东门出去，绕道旁边1栋的大门。也有一些同情他家的遭遇，建议她闹一场，“长沙人怕傲脾气”。

“现在安安静静的没有跳舞声，这就是我想要的生活。”吴雪林没想到困扰自家两年多的广场舞噪音，以如此方式收声。楼下安静了，但她还是习惯性地把窗帘全拉上。

3栋6楼业主王晨晨以前也跳过舞，还教过几次，事发那天她不在，知道贺去世后，她“紧张得要死”，“还是心里过意不去，有阴影”。

何萍是在第二天送孙女上学回来后听说贺死了的，她心里麻麻的，不敢再去跳舞，担心被贺家人报复，“在后面砸我们的头”。

其他跳舞者，有的回了老家，有的去了其他子女那儿，有的到周边小区去跳。何萍也去别的小区看过，觉得他们动作精致，自己学不来，不好意思跟着跳，看几分钟就走了。

她觉得跳舞的人并没有责任，“你如果有病，吵不得，你应该贴个通告出来，或者跟保安说一声。你没贴一次通告，我们晓得你是不是有病呢？”

周菊梅说，丈夫自尊心强，不希望别人知道他有心脏病，衣服领子低了，都会带个玉佩挡住胸口六七寸长的伤疤。她反问，“我不可能说我老公有心脏病，到处去张扬吧？”

另一名当日跳舞的人也认为，跳舞声音不大，时间也不长，“他老婆不让他下来，不也没事？都是他自己家造成的。”

何萍说，跳舞的基本都是农村的，没什么钱，捐款的话可能有人捐，但赔偿肯定不愿意。自己平时连二三十块的菜钱都舍不得，几百块钱更没法赔。她反复地说：“我们老人家哪有钱赔啊。”

“要是自家出了这样的事，你看他们还会这样说不？”陈丽华说，出事后跳舞的人都在逃避，很多不在小区住了。她觉得他们应该负些责任，自己以前跳过舞，也愿意出钱，但没人牵头。

“每个人都是自私的。”她叹了口气。

“一切都成泡影”

10月的长沙，几场雨后，愈发清寒。

小区广场

小区里行人寥寥，周菊梅从广场走过，总会忍不住停下。痛苦、悲愤、无助，不断撕扯着她。她开始借助酒精来麻痹自己，每晚喝些小酒才能入睡。梦里，贺香槐对她说，我洗完澡就走了，她说等等我，怎么也追不上。

两人相识17年，双方父亲是小学同学，家在江西吉安市不同的县。周菊梅有5兄妹，她排行老四，父亲是林场森工，母亲身体不好没有工作。从林业技校毕业后，她进林场干了一年，之后去东莞一家厂里做行政。

贺香槐比周菊梅大4岁，是家中独子，排行老四。父亲做过村队长、乡镇山林规划负责人，后在家务农，母亲帮人接生。大专毕业后，他到东莞机械厂做关务。

2003年，两人结婚，年底生下女儿贺晓琳，四年后生下儿子贺晓勇。婚后夫妇俩在外打工，父母在家带孩子，过年时才一家团聚。

在周菊梅眼中，丈夫性格内向又有些小幽默，文质彬彬，不善表达，再生气也不会大吼大叫，在孩子面前也有些不苟言笑。来长沙后，才跟孩子亲近起来。

他爱运动，爱看书，卧室书架上，一半是他的书，朋友圈和QQ空间里，经常会发些记录生活或是鼓励孩子的话。

女儿卧室墙上，至今还贴着他手写的龙应台给儿子的鼓励：“孩子我要求你读书用功，不是因为我要你跟别人比成绩，而是因为我希望你将来会拥有选择的权利，选择有意义有时间的工作，而不是被迫谋生……”另一张纸上，他写下年份和孩子们上学的时间表，2025年女儿大学毕业，2029年儿子大学毕业……

女儿卧室墙上，还贴有贺香槐写下的时间表。

他期待着，儿子上大学后，和妻子回老家种点花种点菜。

“现在这一切都成了泡影。”周菊梅哽咽起来。

10月11日晚，记者来到贺家时，周菊梅正在厨房洗碗，贺父一个人在客厅沙发上坐着，贺晓勇在房间写作业。

房子干净而朴素，有种说不出的清冷。从阳台往下望，广场上灯光灰暗，零星几个人影。偶有小孩子的尖叫声传来，清晰刺耳。周菊梅说，“这还算好的，之前广场舞声音更大。”

事发后，小区广场安静了许多。

悲痛将这个家庭压得喘不过气。贺父跟老家朋友打电话，开口第一句就是“你知道吗？我现在很惨。”

15岁的贺晓琳仿佛一夜间长大，不再爱偷懒，放假后，她会主动帮妈妈洗碗、找她说话。在学校，她经常睡不着，周菊梅安慰她不要想爸爸，“想哭的话，回来后在妈妈怀里哭”。

贺晓勇对爸爸印象最深的是几年前，他和姐姐第一次坐火车去东莞过暑假，四个人睡一个小小的房间。爸爸会陪他下围棋、打篮球、踢足球，爸爸赢了他就耍赖哭。而今，他不再撒娇，会挽着妈妈的手，说“妈妈你不要怕，我会保护你的”。

周菊梅开始经常感觉耳鸣、精神恍惚，好几次闯了红灯，车子开到身边才反应过来。有一次下班后在路上走，想着以后的人生就像下班一样，只能一个人走，她用手捂住嘴和脸，拼命憋住没让自己哭出来。

10月28日，听说小区里上午又有几个人在跳舞，她气得把头发剪掉。她记得，人生第一次决心留长发是认识丈夫的时候，丈夫不在了，她也不想留了。

想到去世的丈夫，周菊梅崩溃落泪。

维权之困

9月13 日，贺家人和小区物业公司签订协议，物业出于“人道主义关怀”，资助他家8万元，望仙桥社区资助2万元。

但周菊梅心里依旧有根刺。她觉得丈夫是被跳舞的人刺激到才会倒地，事发至今，却没一个人向她道歉，她咽不下这口气，想为丈夫讨个公道，“我怕小孩懂事后说，妈妈，爸爸是因为这样的事走的，你都不为他讨个公道？”

起初，她想找长沙县法律援助中心的律师起诉跳舞者，对方要求先提供派出所出具的案件笔录资料，而获取这些资料，需要由代理律师出面申请。

事情陷入尴尬的死结，她只能重金请社会律师。每天要上班、照顾孩子，精力、财力上都有些顾不上。贺家姐妹也劝她，打官司周期长，不一定能获得赔偿，对她也是一种折磨。

她想找跳舞者私下调解，但一个人也不认识，事发现场灯光很暗，监控也损坏了，她记不清谁的脸。

听说广场舞的组织者是松雅湖中学的一位何姓老师，10月15日一大早，她跑到校长办公室，想找出这位老师，结果发现找错人了。

她像被霜打过般，脸色煞白，弯身向那位老师道歉。对方态度坚决地说“我要是有事就找你”。伤痛瞬间被戳到，“她都知道要找我，我都不知道要找谁！”

她两只手攥成拳紧握着，身子发抖，崩溃大哭，重复着：“你们把事情真相告诉我！”

10月19日，周菊梅和湖南清源律所律师孙强到长沙县公安局调取案件笔录。星沙派出所将案件定性为民事纠纷，后续不再介入。警方向她提供了包括保安、路人、目击者等在内的6份笔录，但没有参与跳舞的人——警方告诉她没有找到当天的跳舞者。

找不到“被告人”，起诉难以为继，周菊梅感到绝望。

《中国广场舞行业研究报告》显示，2015年全国广场舞人数约为8000万-1亿人。近些年，因广场舞引发的纷争不断，甚至升级为鸣枪、放藏獒、泼粪等冲突。《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和《治安管理处罚法》规定，制造噪声干扰他人正常生活的，处警告或罚款。广西、合肥等地区也相继出台了规范广场舞的法规，比如《广西壮族自治区环境保护条例》明确禁止夜间（晚上10时至次日早晨6时）在居民住宅区、广场等区域开展使用乐器或者扬声设备的唱歌、跳舞等活动。

北京康达律师事务所律师韩骁解释说，广场舞音响超出法定分贝造成噪音污染，跳舞居民涉嫌违法，居民可通过交涉、投诉、报警等方式维权；如果投诉找不到相关责任主体，可寻找小区内知情证人、请求物业调取监控以及向街道办、公安机关求助，确定责任主体后进行追诉。

但维权之路往往并不平顺。周菊梅说，起诉跳舞者，希望丈夫的死能引起社会的重视，推动广场舞相关法律法规的完善。“这个事情没解决，我无法开始新的生活。”

她常常会想起7月11日清晨，站在老家三楼阳台上，看到薄雾中，太阳正从远方村庄的屋顶上升起。贺香槐走到她身边，说“十年后，我就天天陪你站在这里看日出。”她笑着说：“好啊，到时候你不要说不回来。”

她知道，这一天等不到了。

（应受访者要求，贺晓琳、贺晓勇及小区业主均为化名）

本期编辑 邢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