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观察网 记者 陈月芹京城五月，一撮撮杨絮飘进了侯莹舞团的排练室。风一吹，聚光灯下的杨絮、尘埃和舞者们一起摇曳。

侯莹舞团位于北京五环外通州区宋庄镇的一个小村落，舞者们从城区来回要4个小时，每一次排练都披星而来、戴月而归。

远归远，侯莹觉得这里胜在租金便宜，且人迹杳然，几乎不用担心舞团地址出现在疫情流调列表里。天晴时，侯莹站在院子里就能看到夜晚的星星。

位于北京五环外的侯莹舞团训练室，平时少有人来陈月芹/摄

4月25日，北京通报，暂停文艺演出等大型聚集性活动，这几个字几乎成为压弯多个民营舞团的最后一根稻草。

舞团解散的消息接踵而来：

4月28日，陶身体剧场发出消息：受疫情影响，无力承担团员工资等运营成本，不得不计划解散；

4月29日，杨丽萍含泪解散《云南映象》团，直言“没有舞台,我们真没有办法生存下去”；

与此同时，北京现代舞团选择将原应在吉祥大剧院演出的舞剧《三更雨·愿》转为线上直播，在开播前3个小时，艺术总监高艳津子给舞团全员开了一个会，主题是：舞团要解散吗？如果不解散，怎么活下去？

这一天，恰好是“世界舞蹈日”。

就在同一天，作家洪晃在视频号表达了对陶身体的敬意和惋惜，赞叹他们跳的是中国的现代舞，展现的是中国人身体的美和力量。视频最后，洪晃一度哽咽，“这一刻我多么希望我是个有钱人，可惜啊，我无力回天”。

在人类与疫情相处的第三个年头，在影院、书店等实体场馆闭店潮之后，文艺团体和艺术家们也站在了去与留的十字路口。

舞团要解散吗？

4月25日23:27，侯莹舞团在为两天后登上北京天桥艺术中心、亮相《消失》做最后的预演。灯光师在微信群里商讨当天工人的加班费定多少，道具什么时候进场，两分钟后，“暂停文艺演出”的通知咣当砸过来，让还在彻夜排练的侯莹舞团措手不及。

侯莹舞团的舞者们为4月底在北京天桥艺术中心上演的《消失》作训练图｜受访者提供

此前，担心各地因有疫情导致健康宝弹窗、返京遇阻，侯莹提前推掉了一些京外演出，全身心筹备《消失》。

演出一律暂停。看到消息，侯莹愣了许久，发出了一句：“大家辛苦。这次消失是为了真正出现！”

当晚，工作人员刚从剧院领到演出证，还没暖热乎呢，第二天全都退回去了。“就差一点点啊。”舞者们惋惜不已。第二天，有位舞者告诉侯莹，昨晚做梦都在跳舞。

这一场演出，已卖出超过5成的票，鉴于疫情期间上座率不宜超过75%的规定，剧场和舞团都不敢过多宣传。

同一根稻草，还压弯了另一只“骆驼”。

4月29日，成团14年的陶身体剧场原计划在国家大剧院台湖舞美艺术中心进行持续6天“数位系列全演”。但在演出前一天，陶身体剧场发出一则推文，宣布因疫情防控政策，演出转为线上直播，同时宣布舞团计划解散。不过，直播最后也没有如期进行。

陶身体剧场创始人之一王好在朋友圈向发出求助：接受任何方式的支持和帮助。请别让陶身体剧场这个坚守了14年的舞团消失......

5月7日，王好告诉经济观察网，陶身体内部仍在商讨解决方案，目前已给全体成员放长假。

台湾著名编舞家、《云门舞集》创办者林怀民曾这样评价：只要陶身体留得下来，陶冶（陶身体剧场创始人之一）也许就有机会成为中国年轻编舞家往前努力的一盏灯。

同一时空里，和侯莹舞团、陶身体一样，成立26年的北京现代舞团也走到了去与留的路口。

近两个月来的坎坷很难悉数：北京吉祥大剧院只是全年巡演的第三站，此前3、4月，在广州、厦门的巡演因疫情接连取消；4月中旬，从厦门回到北京的高艳津子被要求居家隔离14天，观察期结束，北京疫情再起，舞团位于费家村的训练场地被隔离起来。收到无法演出的消息后，高艳津子决定，转到线上直播。

没有现场观众，没有专业灯光，没有舞台布景，舞者素面朝天，甚至主演还被隔离无法到场，这场原设计中需要华美服饰和妆造的舞剧，就在一个只有灰色水泥墙的大排练厅上演了。

演出开始前3个小时，高艳津子给全团开了一个会，将真实的窘境袒露给所有人——舞团已经交不起房租，5月份的工资已经发不出来，剩下的经费只够覆盖所有演员4个月的社保。当下以及未来几个月，舞团可能不会有任何演出。

如今，北京现代舞团已经欠了半年房租，每月房租加上水电是6万元，5月以后每月无法发工资，仅交社保每月也要3.8万元。如果4个月后都没有转机，舞团可能连舞者们的社保也无力支付。

北京现代舞团日常训练图｜受访者提供

舞团要解散吗？如果不解散，怎么活下去？

高艳津子把决定权交给每一位成员：“第一，如果演员们有好的归处，那祝福你们能够更好；第二，如果知悉舞团面临林林总总的困难，你不愿意走，愿意跟舞团在一起，我不会让任何人离开。我们一起想办法。”高艳津子知道，很多演员都是北漂，在北京的生活成本很高，一直带着对舞蹈的热爱和理想坚守着。

结果让高艳津子意外，每个演员都说不走。“那我就告诉大家，如果大家愿意同舟共济，北京现代舞团不解散。”她对演员们说，我们可能会失去很多生存的条件，但我们不会失去的是舞蹈的能力。

经费！经费！

《消失》从概念设想到最终演出，跨越了疫情这三年。

创作时间线应追溯到2020年1月29日，武汉的疫情突发，侯莹从人类与疫情的对抗中感受到对死亡的恐惧，人类带着面罩，与自己博弈、与病毒博弈、与未知博弈。于是，侯莹想在现代舞中加入击剑元素，体现出抗衡与攻守，她选用了击剑作为舞台造型，“它是保护外衣，两个人面对面戴着头盔无法看到对方的脸——他们在认真对刺”。

侯莹舞团的舞者们正排练《消失》，将现代舞和击剑相结合图｜受访者提供

《消失》仅创作、招募舞者、编舞和排练就花了整整1年，还邀请了原北京击剑队女子佩剑主教练田雨川和国家一级裁判梁佳月为舞者们作了长达半年的专业击剑训练。每一个动作——伸刺进攻、回旋防守、跃步弓步，舞者们都反复练习过千百遍。

2021年，侯莹舞团的重心都是为了完成《消失》这个作品，期间因为经费不足，预计半年的排练时间也不得不压缩。等到编舞逐渐成熟，2021年6月，侯莹开始寻找资金。

上海国际艺术节最早抛出了橄榄枝，同意委约侯莹舞团，届时《消失》将在上海国际艺术节首演。侯莹为此制定了一个150万元的方案，但后来，上海国际艺术节按照规定只能给到团队总经费的1/5，即30万元，且前期只能给15万元，等作品结项后付剩余的15万元。启动仅15万元，完全无法覆盖人工、场地、音乐制作等所有成本，侯莹反复评估，还是做不了。

但侯莹不甘心，她带着制作人在上海到处找钱。幸运的是，McaM明当代美术馆同意提供20万元的创作资金。

尽管如此，侯莹前期测算的整个作品的成本是70多万元，包括训练3-6个月的演员成本、制作成本、服装造型、设计、音乐等，都是实打实需要预支投入的。拿着35万元的启动资金，侯莹只能一点点压缩支出，除了排练时间砍半，灯光、舞美、服装、音乐的费用也被压到低得不能再低。设计师告诉侯莹，他们跟着她是做艺术，知道舞团赚不了什么钱，只提出来一个要求就是制作费不要砍，也就是先保证团队的几个舞者工资和制作费用。

几个月排练下来，舞团仅能给灯光师支付1万元，且是演完以后才给。服装师也知道经费捉襟见肘，都要求优先保证制作费，到了节目演出还自费到上海观看。音乐制作费极少，编舞费甚至一分都没有。

即便如此“抠门”，经费仍然不足，撑到去年9月，侯莹最终向姐姐和朋友开口，借了20多万元。

侯莹说自己向来是傲气的，不会轻易向家人要钱，她此前也从没因为舞团的事情让家人太担心。在2020年以前，尽管舞团不大，但仍然能盈余，能支付演员工资，有自己的排练厅，甚至有点钱能到世界各地做些交流。

侯莹的妈妈了解女儿的性格，知道她不到关键时刻不会跟家人开口。“这两年妈妈老担心我又没钱了，让我赶紧给演员发工资。我一直说不需要家里资助，因为一个良性的机构本就不应该靠家人输血来维持运作”。

也恰在去年3月，侯莹的父亲身体状况渐差；到了年中，在她出发到上海筹钱的那一周，父亲突然病重，侯莹没能赶上见他最后一面。直到现在，侯莹还在懊悔，在父亲生命的最后半年，“我应该停一下工作，好好照顾他，也许他不会走这么快”。

疫情两年多，舞团经济上的困难，让侯莹的妈妈意识到女儿坚持艺术之路的艰辛，“总是告诉我，太辛苦就不要做了，做几年就行了”，但到了今年五一假期前，妈妈还是会特意叮嘱她，快过节了，一定要先给孩子们（舞者）发钱。

实际上，原本侯莹舞团不至于像今天这么窘迫，一些意料之外的事情让舞团雪上加霜——去年10月底首演结束后，因舞团无法提供上海艺术节要求的120万元发票，以致尾款15万元最终无法结算。但前期的训练制作成本等都已预付，项目演出箭在弦上，侯莹不得已才向家人借钱。

作为联合制作方，McaM明当代美术馆把第二年经费提前预支给《消失》，为作品创作提供了资金，这需要舞团置换一部分票房，例如2022年巡演第2-4场演出收入10%作为回馈。

如今，受各地疫情影响，上半年安排的在北京清华、天桥艺术中心，珠海大剧院以及杭州的演出已经全部取消，下半年的排期仍面临诸多不确定性，怎么偿还这部分资金仍是舞团当前的一大难题。

2021年10月，侯莹舞团在上海国际舞蹈中心剧场完成《消失》的首演图｜受访者提供

预收款生变故，导致经费被砍，不只是侯莹舞团的遭遇，高艳津子所在的北京现代舞团也因为申请的创作基金费用被砍，加剧了经营压力，走向濒临解散的局面，“如果不扣的话，我们的钱用得很省，现在场租欠30多万元，再把大家的工资和社保压到底，我们还能支撑过下半年，还可以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

脆弱的运转

几个月来，舞者们常常从城区到通州排练，往返四个小时，每天都披星戴月。每月几千元，因为停演甚至还要继续减，“是什么吸引他们到这里来？”说到这里，侯莹低下了头。

知道舞者们有多难，尽管他们不计较，侯莹还是忍不住想：“这几年我也非常愧疚和遗憾，如果能够多给舞者们一点钱、或者保证演出，该多好，可以保证他们在舞团专注排练，不用去做其他的事情。他们非常想跟着我，但我没有办法给到他们保证”。

疫情带给艺术团体的冲击，不仅仅在一个编导、一个舞者甚至一个舞团。一场演出，需要有舞台场地，剧院剧场先得活下去；其次是舞团，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包括运营经理、市场经理、演出舞者、制作团队、行政人员，即使是一个人独舞，也需要齐集6方，就像工厂链条，需要完整的生态。

行业内较一致认为现代舞在中国真正开始代际发展，应从改革开放后举办的“全国第一届舞蹈大赛”（1980年）算起，现在仍处在“不惑之年”，而国外的现代舞发展已有超过百年的历史。

在国外游历十余年的侯莹介绍，许多国家有着比较健全的培育艺术团体的体系，比如有大小不一的国家基金等，不一定是国家财政的钱，而是一些大的企业家通过捐赠摄舞团资源免费，定向用于支持艺术、公益、教育的基金，政府相应地给部分企业减税免税，以此建立大大小小的基金，这种艺术基金可以覆盖对大中小团体的支持，不同规模团体不存在竞争关系，这笔钱，可供艺术团体创作、编舞和排练，甚至还能交房租。

侯莹认为，基金并不需要提供太大金额的补助，但要有持续性，且尽量让各类群体得到相应的支持，即使遇到经济不太好的阶段，只要基金还在，艺术还能存活，渡过周期。

国外艺术团体的收入来源中，票房约仅占1/3，制作费、场租、员工工资一般能被基金和补助覆盖。“目前国内，民营艺术团体主要靠演出票房，优势是市场广阔，劣势是有一点风吹草动，许多团体瞬间被击垮”。

此外，在许多国家，现代舞艺术团体属于非营利组织，享受免税待遇，但国内的民营艺术团体需和所有企业一样缴税。

“这么多年，中国现代舞是纯靠市场的繁荣发展起来的摄舞团资源免费，舞团活下来是靠多年来一点一滴的培育和熏陶，大众产生了对现代舞的需求，最终促进艺术的繁荣。”侯莹认为，受众是水，对艺术的理解和热爱是全然自发的，每个个体想要体会艺术、人文，去感受美，去提升自己，而不仅仅满足于温饱。

某种程度上，艺术是拯救人类心灵的。即使到今天，侯莹也坚信，艺术的载体——舞团们可能会消失，短期内可能比较难产出更多优秀作品，但艺术本身不会因为眼前的困难消亡。

高艳津子表演作品《二十四节气》 图｜受访者提供

因为种种原因无法站到舞台上，高艳津子就让舞者们转战线上，每天定期做非盈利的直播，舞者被隔离在家没关系，只要有一点点空间，仍然可以带动专业舞者、热爱舞蹈的年轻人甚至毫无基础的老人、小孩一起舞动。“疫情之下，很多人的身心被局限在一个狭小的空间里，但通过直播，舞者和受众们都能得到启发，缓解内心的部分焦虑和身体的局限。”

艺术的必要

4月29日，作家洪晃在其视频号上发布了一个关于陶身体剧场的视频，称陶身体剧场一直是她最爱的中国当代舞团，因为他们跳的是中国的现代舞，展现的是中国人身体的美和力量。视频最后，洪晃一度哽咽，“这一刻我多么希望我是个有钱人，可惜啊，我无力回天”。

当天，北京现代舞团也因演出取消正决定是否解散，洪晃对高艳津子说，“你们太难了”，“你们这个专业太悲壮了”。

高艳津子知道洪晃多年来经常给予舞团支持，“洪晃知道现代舞于中国、于这个时代，甚至代表国家在国际上的价值”。很多人不了解，觉得现代舞很小众，只是舞蹈的一个门类，但现代舞既是舞蹈，又是当代艺术里面的身体艺术，是舞蹈里唯一可以向当代艺术跨界的一个种类。

两年多来，包括侯莹舞团、高艳津子、陶身体剧场等多个团体，都经历过疫情暂停了一切文艺活动的惊魂不定。

4月2日，侯莹和广州大剧院合作的原创现代舞剧场作品《元·22》首演，实际上，从3月30日开始，广州陆续发生多起疫情，对演出是否如期进行，侯莹和广州大剧院方都曾迟疑过。最后，是广州大剧院方决定，不取消、不延期，在做好防疫工作后，“出了问题我们承担责任”，把演出保下了。

演出前，广州大剧院把各类海报搬到户外，保安兴奋地告诉侯莹，“终于有演出了”。在此之前，广州大剧院也暂停了近一个月。结束后，数十家媒体进行报道，“我到处筹钱，想争取把《消失》做出来的动力还在这里：我希望让行业看到好消息，这两年对行业打击太大了。《消失》最终决定延期到6月1日”。

《三更雨·愿》延期到5月底，这给北京现代舞团带来的损失包括所有排练成本，大概是8-10万元。舞团分文未进，但员工工资每天都得照发，租金照给。如果能顺利演出的话，至少5月份的工资能支付，演员能交得起房租。

侯莹不想主动让跟随多年的舞者离开，解决办法是所有人取消全职，这是一种无奈的保全。例如3月份巡演期间，舞团保持着长时间排练，又在创作新作品，当月工资能提高一点，“孩子们、舞者们很体谅我，他们都不给我压力，跟我说：老师，不行就算了”。

放弃很容易，但侯莹不想放弃所有人的付出，3年来也沉淀出了不错的作品，就差一个舞台，她想挣扎最后一次，呼吁社会关注民营艺术团体的生存困境。

北京现代舞团经历过5年没有固定排练场所的生活，高艳津子称之为吉普赛舞团的游牧状态，一会去健身房，一会去某个暂时没有演出的剧场，或去某个剧院的大堂。实在没有地方了，就到路边，或者到山里。这种漂泊的状态，让舞团全员身心都有些不稳定，太多的焦虑不在创作上，而是在怎么维持工作的状态，“演员们也会很不稳定，完成了一场演出后，遇到现实问题可能会选择离开”，高艳津子近几年最大的遗憾，是流失了太多有天赋的舞者。

有一次，一个舞者在排练休息期间接了个电话，随后就坐在地上痛哭起来。高艳津子后来才知道，那是舞者的妈妈打来的，妈妈问：你还要跳多久啊？如果我犯心脏病进了手术室，你能给我交手术费吗？

怎么定义“非必要”呢？等疫情消失，流失的舞者们就能回来吗？除了柴米油盐，精神生活难道就不重要了吗？侯莹连抛出了数个疑问。

在侯莹看来，现代舞是一种可以拓宽思考维度的艺术，它不是限定、教导观众某种特定的价值观，不是给观众看教科书，每个人可以结合自己的阅历去理解舞蹈，它提倡的是自由、开放。

5月7日下午，侯莹舞团的舞者牛洁轻轻把杨絮兜进簸箕，放在一边，并不急着倒掉。尽管舞团已经取消全职制，但她仍然把房子租在通州的排练室附近，为的是多一点跳舞的时间。

牛洁看着杨絮，像飘零的自己，也像受疫情影响两年艰难经营中的舞团，都不知道下一程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