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点班里的“问题少女”

2017年，我以超过录取分数线25分的成绩，考入一所省重点高中，并被破格免试进入重点班，当时，老师们对我寄予的期望是考高分、进北大，而我却用实际行动一次次向着期望的相反方向奔逃而去。

其实，进入重点班前我并没有了解清楚，只是凭着在初中重点班的经验和对未来美好的想象，便大摇大摆踏了进去。

进了门才明白，在这里，“能力越大，责任越大”，“资优生”们的每个假期都要因为补课被浓缩成精华中的精华。我一下子感觉眼前一片灰暗。

盛夏，“资优生”们挤在教室里，老师试图滋养我们，蚊子试图让我们滋养。结局是蚊子赢了。我咬着牙听了半天，没坚持到放学，就写起了请假条。半节课写了洋洋洒洒三大页，拿给老师请求批准，没想到假条没批，我被批了。

老师愤怒道：“我在一中教书这么多年了，还没听过补课不来的。我们教的这些都是必学内容，你要么回座位老老实实学，要么就别来重点班了。”

听到可以“退班”，我倒没慌，当时心里就乐了舞艺吧乐乐，赶紧问：“如果退班，需要办什么手续吗？”

老师脸色一沉，不说话了。半晌，我再问，老师吼出一句：“我没有这个权力，你要去办就自己去找校长。”

我鞠了一躬，说了声“谢谢老师”，就去校长室门口蹲守。第一天，我等到了校长，被劝了回去；第二天，我继续去劝校长放我走；一直到第三天，我把家长都叫来，校长才停止了无用功。

最后一次谈话时，校长对我说：“怡旻啊，你好好努力，将来能上北大。”

我嬉皮笑脸地说：“其实我觉得咱们兰州大学也挺好的。”

就这样，我说服了校长，办好手续，退出了重点班，在普通班度过了快乐而充实的高一学年。

好景不长，悲剧在高二又重演了。文理科分班后，文科生要重新组建一个重点班。这一次，我又被分到重点班，想再逃去普通班，却被教导主任提溜了回去。那段时间里，我不想补课，也不想去上晚课，俨然成了重点班里的“问题少女”，常常被班主任叫去谈话。日子变得灰暗了许多。

这样下去不是办法，总得让时间变得更有意义一点。因为对应试能力还算自信，所以，2019年年初，我和家人们一起策划了一场更大的、为期三个月的“奔逃”，向学校请假，独自前往丹麦游学。

在这段旅程中，我并没有刻意寻找什么，甚至在出发前，这次旅行对于我而言只是一场意气用事的出走，或是一堂英语的实战课程。但是当返航的飞机落地，过往被记录在笔端，我才发现自己已经对许多问题都给出了新的答案，对许多人事都有了新的认知。

而那些新鲜，就藏在每一段过往的经历中。

美 的 教 育

初到丹麦，住在伯伯的好友韩群阿姨家里。

韩阿姨来到丹麦很多年了，和家人在小城霍尔拜克经营一家餐馆，生意十分红火。

时差很快倒了过来，我精神振奋，向韩阿姨提出在餐馆里做一些零活儿，帮阿姨分担工作的同时还可以抵我的房钱，让我住的更心安理得。但因为种种原因，这个提案最终没有通过，替代方案是经韩阿姨同意，我系上围裙，开始在后厨学做寿司。

我一共被阿姨叫去过洗漱间三次，第一次是我刚到时，阿姨向我介绍家里房间与设施的分布，第二次则是在我进厨房前的那天早上。

那天韩阿姨化了淡妆，盘起头发，穿了一件黑色的连衣裙，裙下是一条薄薄的黑丝袜。当时她在卧室里选搭配衣服的鞋子，我在家里和小朋友们玩闹，跑过卧室门口时看到阿姨的妆饰，忍不住赞美了一句，阿姨很认真地说：“做服务业的人，就是要把自己收拾得让别人看起来舒服一点嘛。”

挑选好当天的鞋子，阿姨第二次把我叫到洗漱间。刚开始我很紧张 ，以为是自己犯了什么错，战战兢兢杵在洗手台前。

我还没吱声，阿姨先开口了：“我教你编一下头发吧。”我愣了，一时间不知道该说什么。我跟着阿姨学了一个早上。老实讲，后来反应过来时，心里还是很快乐的。

随着时间不断累积，我和阿姨一家人的情感也愈见浓厚。

我临走前的一天，阿姨笑意盈盈，又把我叫入了洗漱间。阿姨说：“今天，我想认真教一下你怎么臭美，你已经到了应该学习的年龄了。” 我激动地点点头，却还是有些羞涩。阿姨从护肤开始，然后到修眉毛、画眼影，最后到定妆，一步步细心演示、耐心讲解，时不时也停下来解答我的问题。

走出洗漱间前，她塞给我一个粉红色的小化妆包，里面放着修眉刀、护肤品，以及一只可爱的口红。

我觉得很感动，常常和别人提起这件事。

离开韩阿姨家后，我第一次自己去化妆品专柜，试着买了一只酒红色的口红。有一天我在QQ空间里发了一张涂着口红的自拍照。

回国后。有一天偶尔和妈妈聊起那张照片。“那个口红色号挺适合我的，虽然有点干，但是涂上以后牙齿看起来白了好多！”我随口说。

妈妈“嗯”了一声，突然想起点什么，把嘴捂住一半，露出她谈到难以启齿的问题时的经典笑容：“我想起一件事，不知道该不该告诉你。”

“啥事啊？”我问她。

“当时你发了这张照片以后，你大姑看到了，觉得有点儿奇怪，就给你伯伯看了，结果你伯伯赶紧问我：‘乐乐是不是在外面生活紧张，和朋友一起去酒吧给别人陪酒了？’”我顿时无语，好在妈妈说她已经及时向伯伯及大姑解释过了。

“其实我觉得女孩儿爱美啊、化妆啊都是正常的。”妈妈说，“但是我觉得很遗憾，我在这方面一窍不通，所以听你说第一个教你认真化妆的人是韩阿姨的时候，心里有点难过。”

我想，我大概能体会到妈妈心里的落寞和遗憾，虽然我并不喜欢小孩，但万一我将来有了孩子，那么我也一定会希望他（她）生命中这些重要的转折是在我的陪伴下走过的。

空气里弥漫着一股悲伤的气味，我觉得自己眼泪就快要流出来了，突然想起被误以为“陪酒”，又想起那段时间莫名收到好几位家人的经济援助，忍不住又笑出了声，我亲爱质朴的家人们啊！

离异家庭相处模式

离开韩阿姨家后，我北上到达奥尔堡，成为了约翰的客人。

我和约翰算是老相识了，两年前，他带着女友和儿子来中国旅行时，我曾给他们当过翻译和导游。

那次旅行途中发生过这样一件事：有一天中午，我们在一家饭店吃饭，席间大家说说笑笑。突然，约翰对他的儿子说：“今天是你妈妈的生日，别忘了给她打个电话。”我们一行中国人瞬间冷下来了。当时约翰的女友也在场，而他却当着她的面提起自己的前妻。在我们看来，这有点儿不合时宜。但他的女友却没说什么，儿子给母亲打了电话送去问候，接下来的旅程也并没有因为这件事产生矛盾。我被这个家庭的观念震撼了，一是因为约翰的体贴，二是因为约翰女友的大度。

到丹麦以后，我认识了约翰和他前妻的女儿克拉拉。

克拉拉和妈妈一起住，闲的时候来约翰家，我们两个人便一起骑马、做饭，相处的很融洽。

有一次我做了中餐，克拉拉也来“蹭饭”。大家坐在一起聊天舞艺吧乐乐，说些家长里短的事。突然，约翰话锋一转，问克拉拉：“你怎么不跟你的初恋男友在一起了，我觉得他人还不错。”克拉拉立马回敬一句：“老爹，这不是你该操心的事。你怎么不跟你的‘前女友’重新在一起呢？”然后两个人就在饭桌边相视而笑。

克拉拉走后，我和约翰谈起这件事。约翰告诉我，他和前妻以及孩子们现在还会在一起庆祝节日或生日。“只是不再拥抱和接吻了，但我们还是朋友。”约翰笑着说。

我们的聊天只进行了一阵子，但我想，那份感动大概要持续一辈子。我也是离异家庭里成长起来的孩子，却好像没有这样的“感同身受”。我真真切切地感觉到，自己心里有什么东西被猛烈地摇动了。

有一天我没忍住，问克拉拉:“你的爸爸妈妈离婚以后一直是这样相处吗？”克拉拉在开车，语气很平静:“也不是，离婚后的第一年他们几乎没办法和对方正常说话，后来才慢慢好起来。”

我释然了，也许有一天，我的家庭，甚至在我们的社会里，离异家庭的父母也能像约翰和他的前妻一样相处。

这也许只是时间问题。

包 容 的 观 念

在小城霍尔拜克的半个月，我常常在闲暇时坐火车去哥本哈根逛博物馆。有一次没做好功课，自己一个人乐乐呵呵地在闭馆日跑到哥本哈根，结果在所到之处无一例外地吃了闭门羹。

虽然失落，我还是安慰自己说，只花了不到一天的时间，就摸清了哥本哈根博物馆的大概地理位置，真是不错呢。然后打算打道回府。

我从最后一个伤心之处--丹麦国家美术馆离开。因为手机导航不好用，没有找到最近的车站。于是凭着盲目的自信蒙头向前走。

步行了大概15分钟左右，我惊喜地发现前面就是趣伏里公园。但当时是一月，公园还没有开放，所以略显冷清，倒是旁边的广场上人头攒动，场面吊诡。

身体里流着的”八卦之血“指引我钻进人群，一番打听后，得知当天广场上要举办庆典，庆祝丹麦夺得手球世界杯冠军。

我一边暗自惊喜着，一边努力地和旁边来参加庆典的一家人搭讪，聊到投机时，那位妈妈随手送了我一面塑料杆的丹麦小国旗。拿到旗子的一瞬间，我突然觉得自己的双脚真真切切地踏上了这片土地，有一种奇怪的被接纳和被拥抱的感觉，而等待的时间也变得不再那么难熬。

等了半个小时左右，我看着广场上一点点被人们填满。其实没有一个准确的时间节点标志着庆典开始，只是摄像机和人们手里的旗帜开始越来越频繁地摇起，广场上越来越多样的声音跟着不间歇放着的流行乐合唱。等到某一刻，突然所有人都开始唱歌，所有的灯光也变得不同，你就明白，哦，庆典好像是开始了。

大概是见我只有一个人，旁边被我搭讪的一家人便拉着我一起摇摆舞动，而我也滥竽充数，慢慢跟上了丹麦语的合唱。印象里有一首歌很好听，其中有一句歌词是“for evigt”，当时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只是看着大家每每唱到这句都激情澎湃。我后来查到，那是“永远”的意思，“永远，也许是永远，我们都要走同一条路。”他们这样唱。

我更熟悉的是那首英文歌：皇后乐队的we are the 。丹麦人英语大都很好，合唱很顺畅地被接下去。我一边跟着唱，一边被那位阿姨拥着摇摆，唱到“we are the ,my ,and we’ll keep on till the end”（我们是冠军，我的朋友们，我们会一直战斗到最后）时，台上的队员捧起奖杯，我和旁边的人互相对视，然后不自禁地哭成了泪人。仿佛置身于一场提前排练好的沉浸式话剧，我被这样一种不用考验的默契和无需提醒的包容感动着。

他们好像是“他们”，彼此陌生却有默契：没有人演讲，没有人长篇大论，但所有人都知道，何时应该唱起让队员出场的小调，何时需要低声应和，又该在哪个节点高声欢呼。

他们也表现得像“我们”，所有人都像是藤蔓，枝条缠绕，互相拥抱，彼此依赖。

很打动我的一个场景是：一个爸爸推着一辆车子，妈妈和女儿就站在里面跳舞，三个人不时地互动、对视，仿佛这是只属于他们自己的pqrty，甜蜜好像要溢满整个广场。

庆典持续了一个小时左右，队员们离去后，我随着人群离开广场，返回霍尔拜克。心情久久不能平复， 直到今天，回想起来仍觉震颤。

打破满分的勇气

我不是一个会跳舞的人，在这一点上，我把它归结于一种民族性的传承：我们常常赞美某个少数民族“能歌善舞”，却鲜少将这个词汇在汉族人身上。

在丹麦的最后一个月，我在北菲茵学院度过。学校里有来自十三个国家的学生，节假日常常有各种各样的party，而这些party不可或缺的三要素是：啤酒，音乐，舞蹈。

对于音乐和啤酒我并不排斥，但对跳舞，我只能做好最坏的思想准备，我的态度是：“不愿跳，但也不怕跳，必要时不得不跳。”

形成理论容易，但理论结合实际难度就翻了一番。

某个周五，学校搞迎新庆典，晚宴、演出、派对，把夜晚安排得满满当当。

晚上八点，派对开始了，大家陆续进入布置好的体育馆。DJ在台上打碟，灯光在场中闪烁，我走进去，在舞池边上晃了一圈，然后挑了个最角落的座位窝起来，看舞池中的人们不断晃动。过了一会儿，一个人形轮廓向我靠近，直到近成了一张可以辨别的人脸--那是我的小伙伴否弱。

“你怎么了，不舒服吗？”他低下头，大声问我。

我摇摇头说：“没有啦，我想先坐一下。”

否弱说：“没事就好，那就一起去跳舞吧。”然后拽着我就要往舞池走。

必要时不得不跳，我开始在人群里滥竽充数。

开始时人比较多，大家只是做比较简单的集体性律动，例如扭扭上身、脚下缓慢移动。这些我还是可以的，一个会踢正步的”上半身舞者“不会在这里被难倒。

一两首歌之后，情况发生了变化，“圈里人”出现了：时不时有人主动走入或被推入圈中，而入圈的人则要来一段独舞。眼看着快轮到我，我赶紧临阵脱逃，主动请缨和同学艾泽一起骑车去超市给大家买啤酒。

学校离市中心有点远，回来时体育馆里的人已散去大半，剩下的大多是像我这样对派对抱有迷之热情的人，不同的是，大家多多少少都会跳舞，只有我是个”舞艺麻瓜“。我感觉自己像在一个没有珊瑚礁的水族箱里，周围都是美丽的观赏鱼，只有自己是被放进去的做饲料的小鱼，无处可藏，无处可逃。

作为”舞技贫困户“，趁别人不注意的时候，我会偷偷模仿他们的动作。但是我做出的动作就像是模仿”康师傅“的”康帅博“，十分蹩脚，没人看时还好，有人来教我时，眼睛盯着我，好像把我一层一层剥光了，感觉十分难堪。我实在跳不下去了，眼泪扑簌簌从眼眶里滚出来，跑了出去。

否弱和老师跟着我出了体育馆，我在体育馆门口哭，他们在旁边看着我。

半响，我哭累了，便不哭了。

否弱问我：“不哭了？”

我说：“嗯。”

然后，他一边把我往回拽，一边自言自语似的念叨：“那回去跳舞吧。”顿时，我的眼泪又掉下来了。

老师不解：“你哭什么呀？是不是有人欺负你了？”

我委屈地说：“我不会跳舞。我尝试了，可我就是不会。”听我这么说，他们两个人在旁边“幸灾乐祸”地笑了出来。

“只要身体健全，所有人都能跳舞。有些人哪怕身体不健全，也可以跳舞。”老师说着，跟着里面传出的音乐滑稽地扭了两下。

“但我就不行啊。”

“天啊，你可以跳舞的！”否弱说，“你刚才一直在跳舞呀。”然后他抓起我的胳膊，像小时候常和妈妈做的那样，让我转圈圈，一直把我转回到舞池里去。

进了舞池，我一下又僵住了。否弱让我扶着他，和着电子乐跳摇摇摆摆的交际舞。我一边笑，一边流眼泪，渐渐平息了心情。否弱见我没事了，便放我自己去跳。

接他班与我共舞的人很多，大家带着我“狂奔乱跳”，我开始放飞自我，享受音乐和自己的舞蹈。

这是我第一次认真跳舞，后来再有机会时跳舞时，虽然舞技一直停留在及格线以下，心态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而在这之后，我又这里尝试了许许多多的第一次：第一次用电锯和电钻，第一次学习马术，第一次打曲棍球，第一次爬树，第一次独自环岛骑行……

我有这样一种感觉：习惯了做优等生的人，其实有时会更害怕更广泛、深入的学习，我们常常忘了，支撑着自己不断前行的，从来都不是那个即时的光环，或是上一次努力得来的满分。而如果没有打破满分的勇气，在未知的领域里，“优等生”也只能永远停留在零。

奇遇，未完待续

在奥尔堡时，我和约翰常常会谈论教育问题，大多数时间以我吐槽为主，他补充吐槽为辅。有一天我们又聊起时，约翰突然说：“要不你来丹麦上学吧。”我以为他是在开玩笑，接了句：“应该没有这个可能。”他说：“是有可能的啊，说不定还能让克拉拉跟你做同学呢。”

某天，我想要去奥尔堡大学蹭课，因为搜寻学校网站的英文课程安排无果，在约翰的建议下，我联系了奥尔堡大学孔子学院的老师们。本来只是单纯想要拿到课程资料，但那儿的老师和同学们分外热情，机缘巧合，聊到到不地的一所国际高中每年的这个时候都会招生，我便要了招生老师Karin的联系方式，发了封自荐信给她。Karin老师邀请我去学校面谈了两次。做了一系列准备工作后，我在招生的最后一天递交了报名申请。

我必须承认自己是幸运的，我收到了那所国际高中的录取通知书。我被免学费录取到pre— IB年级，进行为期一年的学习。

再过几天，我将前往西安办理赴丹麦学习签证的最后一道手续，问题少女的奔逃，到这里就要告一段落，但我的奇遇，未完待续。

国际高中的思乡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