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濛，1987年生，3岁半因发烧注射庆大霉素致聋。3岁开始学习舞蹈，9岁入选北京残疾人艺术团，学习京剧表演，多次在全市、全国比赛上获奖。2008年参加北京残奥会开幕式演出。大学学的专业是艺术设计，目前在一家创业公司担任APP运营经理。北京市第三届残疾人自强模范。

田濛不跳舞已经十年了，提起当年在北京残疾人艺术团跳舞获得那么多荣誉，她自谦地说：“那都不是事儿，普通人都可以做的，现在回想起来觉得很平凡。”

当然不平凡也不可能谁都做到：重度耳聋听力120分贝，靠着助听器在舞台上表演京剧唱、念、做、打——唱和念都有演员在后台配音，多次在全国会演上拿到特等奖、一等奖；担任艺术团骨干，协助老师排演，入选2008年北京残奥会开幕式舞蹈队表演《星星你好》，震撼全场……

舞蹈给田濛带来了很多，也让她失去一些东西，比如童年和青少年时期的全部假期，比如腰腿的伤病至今挥之不去……但对这些她都抱着感恩，尤其感恩舞蹈造就了她出众的气质以及永远的“18岁皮囊”。

“我都当妈了，人家还以为我是大学生，哈哈。”田濛在微信上俏皮地回复，同时发来一张照片：她戴着一顶白色的毛线帽，倚着冬季湖边的栏杆，双手环抱着5岁的儿子，像一位不谙世事的大姐姐。

1米65，100斤上下，长发飘逸，面容清丽，即便不跳舞蜜舞团，田濛还是尽力保持着一个舞蹈演员的优美仪态，平时不是慢跑就是游泳。“人不锻炼会傻啊，” 她乐呵呵地说，又加了一句，“特别爱美。”

的确，在生命这场演出中，无论做什么她都追求尽善尽美。

3岁半以前，田濛的记忆里全是温馨：跟爸爸上动物园、穿妈妈的高跟鞋、捣鼓爷爷的旱烟袋、和男孩子一起爬树……接下来，画风变了：一个怪模怪样的人在她眼前比画，用手戳她耳朵，大声喊“能听见吗”，她懵懂地点点头，妈妈扑通跪下了；身上扎满银针，直挺挺地躺在床上，忽然一股电流传来，浑身上下麻痒难受；脚底板被一双手捏来按去，她疼得大叫，妈妈一巴掌打过来，训她“不听话耳朵就治不好……”

耳朵终归没治好。在尝试了各种中医、西医、巫医，花光了家里所有积蓄后，父母给她买来一副助听器，算是接受了女儿因病致聋的事实。事情的起因其实很简单，她得了几乎每个幼儿都得过的腮腺炎蜜舞团，高烧不退，护士一针庆大霉素打下去，听不见了。

“我妈说我当时烧到42度，不注射我会死啊，我妈肯定选择让我聋。”田濛调侃说，“我认识的听障朋友基本都跟我一样，注射庆大霉素致聋的。”

据统计，中国现有2000万听障人士，其中一半以上与使用庆大霉素、链霉素有关。目前，庆大霉素已被国家列为禁药，禁止给儿童注射。

7岁，田濛入读北京市第三聋人学校。学校离家很远，但父母坚持让她走读，这样能在家里营造语言环境让她与人正常交流。田濛日后可以通过全方位唇语与人沟通无碍，就得益于小时候父母的严格训练。

读聋人学校第一年，田濛就被老师挑去了舞蹈队，第二年又被选进北京残疾人艺术团，从此她就没有了周末和假期。在学校舞蹈队要每天练基本功，压压腿什么的。在残疾人艺术团每周末去训练，碰到有演出任务还要关门集训，一天练十几个小时是家常便饭。有一年夏天她甚至练到中暑都不知道，倒下来了才知道自己练舞过度。

“我其实没有先天的舞蹈优势，更多靠的是后天努力。”田濛说，“我是因为喜欢音乐才去跳舞。

很小的时候，田濛就会自动自发地和着音乐的节拍起舞，妈妈打算送她去学钢琴，那针庆大霉素打下去，计划随之夭折。后来戴上助听器，音乐的旋律仍能流淌进她的心田，让她感受到无比的美妙。

有舞蹈功底，乐感又强，田濛很快被挑去学京剧。不唱，学身段、身法，老师在后台唱，她在前面演。京剧训练更苦，膝盖中间夹张白纸，手上端一碗水，模仿三寸金莲，速度、步法都不能乱，水洒出来就重来，一走一两个小时，不歇气。

10岁第一次登台演出《拾玉镯》，接下来《天女散花》《扈家庄》《霸王别姬》《孙悟空三打铁扇公主》……田濛出演了好些京剧名段，在全国会演中拿到特等奖，成了全团的小明星。而舞蹈训练也没有停下来，她很好学，练京剧的空当跟在舞蹈团后面偷偷学动作，被老师看见，干脆让她京剧和舞蹈一起练。舞蹈也练成了全团主心骨，老师常常让她把动作记熟了，再教给其他学员。

田濛笑说，在艺术团那些年数她跑医院最多，没少花残联的医药费，腿、脚、肋骨、腰椎、胸椎统统受过伤，“老师跟我说，忍着点啊，你是骨干。听多了，我的身体耐受度就高了”。受伤主要还是因为练得太苦。不疯魔不成活，老师让练三遍，她练十遍。

“熟能生巧啊，”田濛说，“到现在我游泳一气能游1500米都不累，救生员看着都吃惊，以为我是游泳队的。”

入选2008年北京残奥会的开幕式表演，应该算是田濛舞蹈生涯的“高光”，虽然是隐藏在来自全国各地的300名听障演员中。回忆那段经历，田濛用了一个词“残酷”，“半年不让回家，你想300人都听不见音乐，弄得跟一锅粥似的乱，不得不拉长训练时间，加强训练力度。”她说。

残奥会结束后，田濛代表北京联合大学赴英参访，参加了一个为期9天的领导力培训班，她把这次机会看作是“跳舞给我带来的最大惊喜”。在国外全然陌生的环境中，没有了亲友熟人的陪伴与呵护，田濛发现自己竟然爆发出极大的潜力，依靠手语和英语书写就能与人畅快沟通。同时，她也意识到除了舞蹈，自己这些年所学的东西完全不够在社会上立足。

“如果跳舞能当饭吃，我会跳到老。事实证明，那是不可能的。”她说。

田濛在大学里学的是艺术设计，毕业后淡出了艺术团，开始转型做其他事。她做的第一份工作是公司文员，遇到一个特别好的老板，总是用邮箱给她布置工作，开会还会亲自给她做笔记。她在社会上跟人沟通用唇语+纸笔+手机，说话发音未必准确，意思精确无误。

弟弟最懂她说的话，每一句都懂得，“如果我爸妈听不懂我说话，我弟弟第一时间能给我‘翻译’出来。”她说。

弟弟是因她而来的。当初父母给她治耳朵无望后，决定再要一个孩子。她哭着问妈妈，为什么要生弟弟？我不要弟弟。妈妈说，弟弟大了可以照顾你。

“事实证明我妈这个选择是对的，我弟弟现在对我特别好。”田濛说。

弟弟比她小5岁，小时候爸妈上班了，她负责在家带弟弟。“搞得我弟弟小时候说话大舌头，我妈说都是我害的，哈哈哈。”田濛欢乐地说。

在社会上工作了没两年，田濛就结婚生孩子了。老公是她聋校校友，也是听障人士，致聋原因是大前庭基因。幸运的是他们的儿子十分健康，今年已经5岁了，田濛总担心自己会影响儿子说话，平时会用语言软件翻译给儿子听。

“我总有个感觉，是儿子在包容我。”她说，“他很理解我们，一点都不轻易发脾气，生气一会儿就好了。尤其我工作的时候，他默默地在旁边陪着，还问：‘妈妈在工作？嗯，做吧。’”

田濛说她对儿子的教育原则是：博爱、独立、自爱，不那么宠爱，不像小时候爸妈宠自己那样。她觉得爸妈对她有点过度保护，她的厨艺都是跟电视里现学的。

“我、我爸、我妈都属虎，一窝虎。”田濛说，“他俩脾气都不好，我经常劝他们要和睦。尤其我妈，疾恶如仇，刀子嘴豆腐心，一直觉得我是苦孩子。其实我觉得自己挺幸运的呀，哈哈哈。”

田濛是很幸运，不光有爱她的家人，还有爱她的老公。

“他总是知道我想要什么，他一直都很支持我，我们很幸福的。”她说。

然而，在幸福的安乐窝里待久了，田濛微微感到不安，“我一直在摸索着该怎么突破自己，迫不及待地想扩展自己的潜能，我不断问自己：我的价值在哪里？是不是该增强专业知识、学点新东西？”

2016年，田濛开始接触新媒体。2017年，她加入一家创业公司，做APP产品的营销策划。刚开始不会电脑设计，她直接用手画，硬是用两个月时间画出了一整套产品方案。现在她做这份工作得心应手，同时也计划着要不要去学“大数据心理学”，研究这个时代的大数据信息，了解每一个用户的潜在心理行为，从而更能够把控产品方向。

“我的求知欲很强，特别喜欢心理学。”田濛说。她与生俱来拥有一份极强的感受力，有时不需语言就能直接感受到对方的情绪和想法。有一次，她带着儿子上海洋馆看海豚表演，看到一半就没忍住退场了，“我心里好难受，我感觉到那只海豚并不快乐，而我无能为力……”

小时候她去动物园，一直幻想着能和动物对话。失聪之后，加上长期跳舞，她其他感官的感受力和敏锐度越来越强。她喜欢边游泳边思考问题，生完孩子恢复工作时她就定下目标：以后条件好了一定要帮助很多人，包括没钱上学的、没钱看病的，还要做公益，呼吁大家保护地球、爱护动物……

2019年元旦过后，她去重庆给一家无障碍交流平台做培训，义务用手语培训听障人士。

“我拒绝有偿服务，就是想帮他们。”她说。求学、成家这些人生大事尘埃落定，她开始在更深层面上思考生命意义，“我就想一定要让自己在社会上立足，有一定的价值，这样才能去帮助别人。不会说话的需要有人替他们开口发声，会说话的也有被压抑得无法发声，而我，能做什么？”

这些思考背后是喜悦、感恩和乐观，虽然经历了许多挣扎痛苦，但生命最深处的滋味醇厚回甘、甜如蜜糖。田濛的儿子小名叫“糖糖”，她是名副其实的“糖糖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