粉白的面孔上点缀着猩红的嘴唇和黑亮的眉毛，酷似戴着一张面具；梳着传统的发髻，身着华丽的和服，脚蹬厚厚的木屐，迈着细碎的脚步；在暗香浮动的黄昏与夜晚，出没于繁华的街町与寂寥的小巷之间，似一缕来自古画的魅影，转瞬间不知所踪……

《传奇天下》杂志报道 站在弹丸之岛上的日本悄悄打出艺妓这张名片，就像打出一张牌的两面：她们既是日本男子的精神情人，也是日本女性的梦想化身。她们的美与性别无关，她们的爱与婚姻无缘，她们一生与古典纠缠，她们做了传统文化的祭品……

好莱坞影片《艺妓回忆录》改编自美国作家阿瑟•高登的同名小说，该书于1997年出版后即畅销全球，它以充满灵性的细腻笔触，再现了日本京都艺妓文化的精妙之处。

日本艺妓诞生于300多年前的江户时代，一些著名的艺妓甚至对日本历史的走向有过微妙的影响。经过几百年的历史演变，艺妓已经成为日本的国粹，同樱花、相扑、歌舞伎一起成为日本的象征，与富士山和金阁寺并称为日本的“三大名片”。

然而，电影与小说中所描画的艺妓形象，的确是历史中真实存在的形象吗？让我们透过浮华的光影，对艺妓进行一番深度解读。

“艺妓”，还是“艺伎”

粉白的面孔上点缀着猩红的嘴唇和黑亮的眉毛，酷似戴着一张面具；梳着传统的发髻，身着华丽的和服，脚蹬厚厚的木屐，迈着细碎的脚步；在暗香浮动的黄昏与夜晚，出没于繁华的街町与寂寥的小巷之间，似一缕来自古画的魅影，转瞬间不知所踪……

在大多数人眼中，艺妓充满了神秘而又暧昧的色彩，似乎是浪漫与淫荡相结合的代名词。其实，这是一种本质上的误解，这种误解就来自“艺妓”这个称谓。艺妓在日语里叫做“艺者”，翻译成中文时将“者”字去掉，加了一个“妓”字。在日语中，“妓”字既可代表女性艺术表演者，也可以指女性性工作者。艺妓的“妓”是指前者，不过是一种职业的称谓，并不含有“妓女”之意。艺妓从事的是一种表演艺术，与我们所熟悉的茶道、花道、相扑等一样，同属于日本传统文化的一部分。但在现代汉语中，“妓”字令人直接联想到“性交易”，为了澄清这个概念，国内才有了“艺伎”这种以避讳为目的的翻译写法。但日语中的“伎”是指男性表演者，比如“歌舞伎”。

有关学者明确指出：将“艺者”一词译为“艺伎”，实质上是在道德层面上将“艺伎”置于“艺妓”之上，似乎“人”字旁的“伎”高于“女”字旁的“妓”，此中潜藏着性别歧视。更大的问题是，日本人的词典里有“艺妓”而无“艺伎”，我们可以从对待这个词的迥异解读中窥见中国人与日本人在性道德、性观念方面的巨大差异。

艺妓的主业是陪客饮酒作乐，卖艺而不卖身。如果说有某个艺妓卖身，那纯属是个人行为。而且，艺妓在从业期内不得结婚，否则，必须先引退，以保持艺妓“纯洁”的形象。直到现代，这个行规才被逐渐取消，艺妓终于过上了正常人的生活。

关于艺妓的正式形成有多种说法，一般认为它源自300多年前的江户时代。当时，德川幕府为回避西方列强对日本的窥视，采取了闭关锁国政策，以此换来了一段 “浮华盛世”。在这个相对稳定的历史时期，日本文化得以充分消化吸收传入已久的中国文明，创造自身传统。我们所熟悉的歌舞伎、相扑、花道、茶道等日本传统文化，大都形成于这一时期。为了增加政府税收，德川幕府对内采取高压政策，严厉禁止私娼，民间妓女便采用亦歌舞亦卖身的方式来钻官府的空子。后来，幕府官营妓院中的妓女为生计所迫，也吸收了民间歌舞伎通俗的表演形式，转变为既卖身又卖艺的艺妓。18世纪中叶，艺妓作为一种职业被合法化，其职业规范和习俗也随之确立，只卖艺不卖身的行规被广泛接受，表演的项目也逐渐增多，从而完成了从色情走向艺术的转化历程。

艺妓从一产生就扎根于日本上层社会，只有达官显贵、富商阔佬才是她们的座上客，一般人等只能偶尔在豪华酒楼和隐密茶馆中远远看到她们的身影。由于其服务对象地位特殊，她们平日深居简出，很少在大庭广众之中抛头露面。一脸浓妆掩盖了她们的喜怒哀乐，她们在客人面前也保持着委婉和矜持。由于这种种原因，艺妓的世界始终充满了一种神秘感。不过，揭开这层神秘的面纱，我们可以看到一名艺妓是怎样炼成的，看到她们走过了一条怎样的艰辛之路。

艺妓，意味着以艺术为生，学艺就成了她们的必修课。她们往往在10岁左右时就被送进艺妓馆，开始长达5年或更长时间的系统学习。不但要接受诗书、舞蹈、琴瑟、茶道、书法、插花、谈吐、装扮等艺术修养课程的培训，她们还要掌握如何走路、如何鞠躬和斟酒等生活礼仪，甚至要学会优雅地打开推拉门！这还不够，做一名合格的艺妓对她们的记忆力和观察力也是一大考验——为了做到谈吐不俗，她们必须天南地北、古今中外无所不知无所不晓，还要对国际新闻、花边消息了如指掌，这样才能够随时挑起话题活跃气氛。而要学会察言观色、对男人们应付自如更非一日之功，那是先天的悟性与后天的磨练熏陶而成。她们经受了种种磨难和艰辛的付出，终于把自己塑造成想象中完美的女人，锤炼成日本传统文化的活的载体，这也是她们向来为之骄傲的艺妓业的灵魂。

而到了30岁以后，艺妓就要降等级，只能作为年轻有名的艺妓的陪衬，年老后的出路更不乐观，只有极少数人能够嫁个富翁，过上安稳的日子，有不少人落俗为佣，甚至沦落青楼了此残生。由此可见，艺妓的苦乐生涯同样承载着勤奋、执着、坚忍的民族精神。

同时，作为一种艺术美的载体，她们也为日本人所崇尚的“瞬间美”之自然美理念做出了很好的诠释。自平安时代起，日本文化界就十分推崇我国唐代诗人白居易的诗句“琴诗酒友皆抛我，雪月花时最忆君”。1968年，日本著名文学家川端康成在诺贝尔文学奖颁奖典礼上发表了题为《我在美丽的日本》的演讲，引用其中“雪月花”三个字来展现日本文学的独特魅力，并从中概括出日本人与自然万物交互感念、密切交流的“物哀”传统。其实，敏锐地捕捉四季的变化，在风花雪月中寄托个人纤细悲戚的情感，这不仅是日本文化的精髓，也是艺妓艺术那亦喜亦悲的一生的写照。

情色文化的集大成者

有人说：大和魂的实质不是好战精神，而是好色精神。

日本许多著名的文学家都曾把艺妓作为描写对象，为我们中国读者所熟知的川端康成以及渡边淳一都曾用生花妙笔把艺妓写成了国色天香，而艺妓也为他们的作品增添了一抹香艳色彩。日本哲学家九鬼周造更是把日本民族的特殊性归纳为一个“粹”字。所谓的“粹”，代表着始于日本江户时代晚期的一种向往闲适生活的审美理想，其基础就在于男女关系。这种男女关系比较随意，不同于专一痴迷之恋。九鬼的母亲当过艺妓，其第二任妻子也是艺妓，因此他对艺妓有着切身的感受，从而也得出了植根于民众生存方式之中的日本文化论。

日本是男权社会，女人更像是男人的附庸。但这也意味着，在享有很高地位的同时，他们也要单枪匹马地打拼天下，独自支撑一个家庭的经济用度，因此他们活得很辛苦；日本的女人担当着相夫教子的角色，锅碗瓢盆、平淡繁琐的日常生活渐渐消蚀了她们在本能上取悦男人的那份妩媚。于是，艺妓带着女性的温柔与甜美，拂去岁月的风霜向男人走来，为他们构筑出一个世外桃源。她们满足了男人的精神需求，消除了他们内心的苦闷。同时她们也保持沉默，为男人保守秘密。因此，男人们可以毫无顾忌地在她们面前开怀畅饮，尽情倾诉，得到彻底的身心放松。无怪乎人们爱把艺妓称为日本男人的心理医生，在她们那里，男人们可以得到一种更甜蜜的精神抚慰，寻求一种更隐秘、更细致的亲密关系，现代日本一家介绍艺妓的网页直截了当地把这种关系称为“模拟恋爱”。

在这种前提下，艺妓成了日本情色文化的集大成者，所有情色的要素和暗示，包括情窦初开的挑逗，都能在艺妓身上得到印证。《艺妓回忆录》中就有这样一个情节：真美羽发现14岁的师妹小百合长着一双足以让男人“触电”的眼睛，于是让她练习“飞眼”的技巧，然后进行实地测试。迎面恰好走来了一位端着托盘送外卖的少年，真美羽向小百合发出了“让他扔下托盘”的命令。小百合轻挪款步，然后漫不经心般抬起双眼，让目光与小伙子的眼睛瞬间相遇又迅速移开，走了几步又再次“暗送秋波”。少年专心地望着小百合，当即被人行道的锒边石绊倒在地，摔掉了手中的托盘！

的确，一个身穿艳丽和服的艺妓就是一个高度抽象的符号系统，其中的每一个元素都带有明显的性指向。普通妇女的和服后领很高，把脖颈遮盖得严严实实；而艺妓和服的脖领却开得很大，而且有意向后倾斜，在她们最性感迷人的脖颈部位留下最大空档，令男人心荡神摇。陪酒或表演时，艺妓们都浓妆艳抹，将白色脂粉一直抹到脖颈，还画出别致的弧线造型。据说，这是艺妓身上最能撩拨日本男人的地方。

日本女子的脖子长得确实好看，白晰玉润的肌肤，划出一道柔美的线条，犹如一段美妙的旋律，这也许是上帝对她们体形矮小所做的补偿吧。

女性的脖子成为包含性意识的审美对象，与日本的“榻榻米文化”有关。榻榻米不但促成了日本人鞠躬的习惯和步行时的前倾姿态，而且成为日本人的审美原点。李国栋在《榻榻米与日本人的姿态和视角》一文中说：“对于跪坐在榻榻米上的日本女子来说，身材的美感被坐姿消解，于是从领口露出的脖子成为焦点，特别是对于站着俯视她们的男性来说。这也是日本女性和服的领子不像中国旗袍的领子那样贴在脖子上，而是常常像花瓶的瓶口一样张开的原因。应该说，这是认识日本人、特别是日本男性性心理的重要而独特的角度。”

在西装、皮包和烟斗构造出的男权社会中，作为“艺术化”了的性符号，艺妓一方面穿梭于成功男性的交际场，担当着快感提供者的角色，另一方面，她们呼吸着由男性的虚荣和欲望构成的名利场中的空气，既是冷静的旁观者，有时也是操纵者。不过，再有名的艺妓，当她洗去铅华之后，也不过是一个俗世的女人，同样需要被爱，需要有家的归属感。因此，她们也有“旦那”（老爷或相公）。所谓“旦那”，实际上就是资助者，帮她们买和服、解决住处、在生活上给予全面呵护的人。受到“旦那”经济上的关照，艺妓只有拿身体来作为回报。这是一种类似于契约情人的关系，而“旦那”一生只能有一个，这是一道“铁律”。于是，作为女子中的另类，艺妓的爱与欲又以这种世俗婚恋的形式被定格。

古典文化的活化石

“自我修养”、“自我重塑”的能力是日本人恒久追求的一种品质,而艺妓表现了这种品质。艺妓的“自我重塑”是由表及里的，她们一丝不苟、不遗余力地把自己打造成才貌双全的极品女子。

艺妓们那饱满高耸的传统发型看似简单，梳理与保持却极不简单。先要把一种粘性很强的发膏涂抹在头发上，将头发在头顶盘成一个很大的发髻，发髻的里面衬上一块绸巾，有时为了定型还衬上纸片，用发叉绸带固定，再插上发簪。发簪有许多种类，一般发簪下垂挂着细小的绢花，根据时令季节，艺妓会选择不同的发簪花饰。发髻中间分开处稍稍露出里面的绸巾，绸巾的颜色则表示艺妓的等级。发髻梳成以后要保留好几天，到洗发时才重做一遍。这样，睡觉时需要木制的高脚枕，使发髻悬垂，以防变形。这样睡觉当然不舒服，但为了美国色优舞，艺妓必须忍受。

艺妓的化妆也极为讲究，先要在脸上涂抹一层厚厚的白粉，彻底盖住原来的肤色。这种白粉过去一般是用铅或汞制作的，对皮肤有刺激，所以艺妓常常年未老而皮肤先衰。由于白粉的颜色和肤色明显不同，所以不仅在脸部，脖子、前胸、后颈、背部等所有裸露的部分都要涂抹。涂完白粉后就要画眉。有些艺妓为了方便，干脆把眉毛全部剃去，也有人文出一条假眉。画眼睛则纯属“点睛之笔”，用红笔细心在眼角处勾出轮廓，让双目显得顾盼有神。最后再用口红描出“樱桃小口”，特别是下唇，有时就在中间点上小圆点。这样打扮一次，要花一个多小时。装扮完后看似戴了一个面具。这种审美观来自日本的能剧。近代早期西方人往往把艺妓描写成“人偶”，在身材高大的西方人看来，艺妓身材娇小，面部粉白，表情单一，活像会说话的瓷娃娃。

对于艺妓来说，华贵的和服几乎是其第二生命。艺妓离不开和服，就像武士离不开日本刀一样。艺妓的生活开销很大，她们的钱大都用在了和服上，通常一件和服就价值上千美元，她们每人至少要置备十几件。和服是日本的传统民族服装，除了保暖、护体外，还有很高的艺术价值。

艺妓的和服料子讲究，大都是绫罗锦缎，上面印有绚丽的花纹。在式样上，艺妓的和服袖子特别宽大，衣襟很长，特别是舞妓，衣襟拖在身后，显得身材修长。曾在日本东京大学做访问学者的李兆忠在其所著《暧昧的日本人》一书中一语道破了和服的秘密。他认为和服的审美功能和西服不同，不是显示身材线条，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掩饰身材的不足。东瀛女子并非天生丽质，她们身材太瘦小，看上去很不起眼。而且，她们的腿部，尤其是小腿粗壮强大，对此曰本男同胞有形象的称呼——“大根腿”，就是萝卜腿的意思。丰子恺当年留学曰本，一眼看穿了其中的破绽：“日本女子最缺乏当模特儿的资格，因为那岛国的人身材异常地矮小。平时穿着长袍，踏在半尺把高的木屐上，看去还不讨嫌。等到脱了衣裳，望去样子真是难看，只见肥大的一段身子，四肢短小如同乌龟的脚”。

这要怪罪于榻榻米这种特殊的起居方式，世代相传的跪坐与盘腿坐，使日本女子的玉腿受尽扭曲和压迫。而当她们用和服这种宽松修长、典雅艳丽的服装，将不起眼的躯体连同“大根腿”一起包裹起来的时候，奇迹就发生了——个个都出落成了妩媚娇柔、仪态万方的美人。脚底再穿上鞋底高达10厘米以上的高齿木屐，木屐被翩跹长裾掩盖住，再把腰带束在胸部，便产生了身材修长的视觉。东瀛女子就是这样扬长避短，化腐朽为神奇的。

假如仅仅在装扮上做文章，也只是达到了“美女”的境地，而艺妓绝不是好看而不中用的“花瓶”。她们通过多年的勤学苦练，最终成为通晓琴棋书画，能歌善舞，精通插花、茶道等传统技艺的才女，因此才被称为日本古典文化的活化石。

假如你读过小说《艺妓回忆录》，你就会发现它堪称一部艺妓知识的百科全书。通过主人公小百合娓娓动人的讲述，我们可以了解作为艺妓的一切生活细节和职业奥秘。 “一个女人走路，应当给人以一种小细浪漫过沙堤的印象”——类似的描写如精美的珍珠般散落在小说中，让人领略到日本文化独特的美。有人说，这部小说真正要告诉我们的是：人性的残忍、生存的欲望如何附着在这种美之上，美与恶是那样难分难解地纠缠在一起；美丽的艺妓之花，开自于人性之恶。这种恶，即指在男权至上的日本社会，艺妓不过是一种供男人消遣的没有灵魂的活的玩偶。

对于这种言论我们暂且不置可否，只讲一个关于艺妓的自尊心的故事。岩崎峰子是20世纪当红的艺妓，也是小说《艺妓回忆录》的主人公小百合的原型。由于精通音律、舞蹈和茶道，并且具有极高的礼仪素养，岩崎峰子曾让许多宾客为之倾倒。1970年4月，岩崎峰子参加接待英国查尔斯王子的私人茶道会。席间，王储对岩崎峰子手上拿的一把扇子产生了兴趣，提出要看一看。当她把扇子递给查尔斯时，查尔斯没有征求她的同意就在扇子上签了名。这对一般人来说很值得荣耀的事却让峰子很不高兴。事后，岩崎峰子让人把“弄脏”了的扇子扔掉。她说：“我的朋友曾向我索要那把扇子，并为少了一个纪念物而痛惜。可我却完全没那么想，我心里想的是查尔斯毁掉了一件珍宝。”无独有偶，1975年5月，英国女王伊丽莎白对日本进行国事访问。一次晚宴上，岩崎峰子受邀作陪，但女王对艺妓们不理不睬并且根本不吃她们准备了许多天的食物，这让峰子很是不满。她借故与女王丈夫菲利普亲王攀谈并做出一些亲昵举动，女王果然很受刺激，据说当天晚上女王夫妇就分床而睡。

“唯美”与“完美”

日本对女性的要求是精致而唯美,而艺妓将日本传统文化所推崇的女性美表现到了极致。优雅地做任何事，哪怕是微乎其微的生活琐事，这是艺妓们的基本要求。她们的房间总是纤尘不染，墙上有雅致的挂轴，古朴的花瓶中有造型别致的插花，随处都在营造一种“精致而唯美”的情趣。

在日本男性的眼中，艺妓无疑代表着女性美的最高姿态，为此他们不惜代价地追求，于是造就了京都祗园这个浮华而颓废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美”是艺妓唯一的生活资本，唯有充分有效地利用这种资本，才可望升入祗园金字塔的顶尖，享受荣华富贵。为了实现这个目标，艺妓们必须调动自己全部的智慧，稍有疏忽，便有可能前功尽弃。一次盈盈顾盼，一次玉臂裸露，都有可能对未来的一生发生深刻的影响。

艺妓们在这方面展示的惊人智慧，让人叹为观止。在《艺妓回忆录》中，为了让“妹妹”小百合出人头地，已经功成名就的艺妓真羽美甚至不惜采用苦肉计，用刀子割伤小百合的大腿，以便制造接近好色的阔医生“螃蟹”的机会。这方法果然奏效，“螃蟹”最后出了天价竞争到小百合的“初夜权”，小百合也由此一举成名。艺妓的“美”无疑首先是作为一种诱饵存在的，此时的“美”，是以“初夜权”的方式出现的。日本人爱美，爱到不肯屈从一切的程度。中国人也爱美，但我们总爱念叨托尔斯泰的那句名言：“人不是因为美丽而可爱，而是因为可爱而美丽。”于是我们的“美”最后往往被“善”所征服。而在日本，“美”始终高高昂着头，不肯向“善”屈服。

“美”不仅表现在艺妓们歌、舞、乐方面的造诣，穿着、打扮、举手投足的高度艺术化，同时也表现在人们对艺妓的行规，即“艺妓道”的恪守上。艺妓道是不可冒犯的，而对它的服从，显然体现了日本人对“美”的根深蒂固的敬畏之心。艺妓道所显示的艺妓气质，集中了日本传统观念中女性美的所有要素：忠贞、典雅、娇媚、柔顺。当然这种传统观念本身就是男权至上的产物，但是当这种观念成为社会通行的理念之后，就成了女性自发的追求，而不仅仅是对男性的屈从。艺妓必须要体现这种气质、实践这种气质，因而成为了日本女性的一种楷模，她们的言行举止成了普通女性的模仿对象，艺妓本身也为此而自豪。至于艺妓道中的“忠贞”，则体现在不能随便和“旦那”以外的人发生关系这一方面，艺妓需要对“旦那”忠贞不二。

行走在历史的夹缝中

然而，“好花不常开，好景不常在”。不知这句箴言是否将成为艺妓在整个日本历史进程中的命运写照。

日本小说家永井荷风在其著作《江户艺术论》中这样描写日本的艺妓：“凭倚竹窗，茫茫然看着流水，她们总是令我欢喜。”这不免令人想到《论语》中“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的无限感叹！在未来的某一天，当我们站在历史的角落里蓦然回首，艺妓，也会如同那潺潺的流水不舍昼夜而去，留下的只有回忆么？

20世纪70年代以后，在西方文化和日本新文化的双重冲击下，艺妓行业逐渐走向衰落。在20世纪初，日本一度拥有超过8万名艺妓，现在从事这一行业的女性只有寥寥数百人，而且集中在东京和京都等少数几个大城市。由于不被年轻人接受，这种传统文化正面临着生存危机。日本舆论界则发出了两种声音：反对者说，艺妓的产生与存在是一个时代性的错误，它是男权至上的产物，是对女性运动的莫大讽刺；支持者则说，作为日本的一种传统文化，艺妓应当继续保留。而在业内，也有不少年轻的艺妓开始打破陈规，实现改革。闲暇时，她们是这个城市的摩登女郎国色优舞，拿着丰厚的收入过着现代化的生活；到了夜晚，她们又套上和服变成艺妓，迈着碎步回归传统。她们就像一种穿越时空的钟摆，在现代与传统、自由与束缚中来回摇动，寻找平衡。

或许在未来的某一天，我们依然能够在京都那暗香浮动的黄昏，在流光溢彩的夜晚与身着和服、面敷白粉的美艳艺妓不期而遇……

附：1867年，江户幕府应拿破仑三世之邀，拿出陶瓷参展巴黎博览会，还派遣了3名艺妓，无意之中将艺妓推为日本文化的代表。明治年间，日本人渡海到美国演戏，6岁进入花柳界的艺妓贞奴上台跳舞，成为日本的第一个女优，后来在巴黎表演更是轰动一时，社交界妇女争相模仿她的歌舞伎服装。西方人游日本无不被领到花街、游廓，心荡神驰之余撰写见闻录，欧洲大众由此认识到“富士艺妓”的存在。

京都的祗园是日本最具代表性的花街，那里有一个14岁出道的艺妓叫阿雪，胡琴尤其拉得好，美国大亨摩根的外甥对她的娇小身躯和一头黑发一见钟情。阿雪因有恋人予以拒绝。这老外软磨硬泡了3年，用4万日元的天价（当时小学教师起薪是12日元）为她赎身，终成眷属。这个大事件，使艺妓作为日本女性的形象走向了世界。 (本文来源：网易探索 )